正文
▲ 1957年，费孝通在吴江县松陵镇的旧居
我以为，
假如用同心圆的方式，解释这种格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网络的中心，根据亲疏远近，决定了他们与中心人物亲密关系的程度。
亲缘关系内，个人盼望得到团体的庇护，人多势众，在生存上，远比单打独斗为有利。另一方面，能享有亲缘共同体的庇护，也就必须对于这个共同体，尽一定的责任。权利和责任，因为“社会关系的距离”而决定其程度。近亲之间，互相帮助的责任，就比远亲之间，更为具体；个别成员能够从近亲得到的帮助，也就比远亲之间，更为自然。以这个观念来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内，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对的。在今日西方世界，个人主义的先决条件下，所谓人人关系都是平等，却与中国的人人关系都不一致，呈现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
这种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别，在宗族的祭祀仪式上，就呈现为个人牌位排列的秩序和高低。在墓地上，也呈现为个人坟茔位置的安排，成为扇形的展开。最显著的表现是丧礼上，每个人丧服的形式和材料都不一样。
对于最亲近的人，例如，父母之丧，子女戴孝，是最粗的麻布，而且没有缝线，没有缉边。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孝服的材料逐渐细致，也比较接近常服。这种丧服的差异，也就决定了死者和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可以得到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我记得，在我年轻时，亲友们的讣闻，要送到六种关系人的手上：亲（同姓）、姻（姻亲）、世（世交）、寅（同事）、年（同科）、学（同学），至少六类关系。至于远近的邻居，其实关系更为密切，如果没有其他特定的关系，通常放在“世交”的范畴内。如此庞大的关系网，如果一个显著的家属，可能牵扯到数百、上千的人口，也往往超越了他的居住地点。
除了家族姻亲的关系以外，实际上，中国还有一种类亲缘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佛家和道家的宗派，模仿了儒家的亲属观念，师弟之间也有类似父子的称呼，所谓“师父”，一日为师，终生如父。同门师兄弟之间，也是类似家族的手足关系，以此推广，师兄弟下面的徒弟们，彼此也是以堂兄弟相称，而且尊上辈为伯叔。同样地，民间的手工艺和商店的学徒，也称“师父”如同自己的父亲。民间许多社团，例如，著名的“漕帮”，是水路工作人员的帮会，新会员入会，必须要有师父，因此，师徒论辈份，同门师兄弟之间，也如家族成员。江湖上，各种的民间宗教或是职业团体，几乎无不具有类亲缘的组织。
同门读书的儒家师弟，甚至于私塾和书院，其模仿亲族的结构，更不在话下。推而广之，科举制度下，同年考上科名的举子，都认阅卷的主考者和总主考为老师，称为“房师”“座师”。同年彼此称为“年兄”“年弟”。在官场上，科举同年，是个重要的网络，彼此扶持，结党结派。这种个例，当然是以利相结，未必有真感情，其所谓亲缘的关系，只是比附而已。
因此，上一节所说的，亲戚族谊所具备的差序格局，成为普遍存在网络关系的基础。差序格局的特色，在于对外是一家，对内却有亲疏远近的差别。如上所说，这种亲疏远近，很具体地确定了人际关系的权利和义务。除前面所说丧服制度以外，在社会关系的实际运作上，这种亲疏远近，通常成为“伦常”。所谓五伦，都是相对的。在公的方面，君仁臣忠；在私的方面，父慈子孝，夫妇敬爱，兄友弟恭：以上是亲属之间的相对关系。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义，而朋友之间，又以年龄和资格的高低，排列类似弟兄的长幼秩序。
凡此相对关系，也就无形之中，规约了人际相处在什么关口，对什么人要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对什么人可以期待什么样的援手。
整个中国的社会，笼罩在如此庞大绵密的网络之下。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预设关系，不需要经过法律，自有必须信守的规则。从好的方面说，个人不会完全孤立无助，艰难困苦时，必定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中国人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网络上的位置，也不至于有失落孤独之感。
另一方面，从坏的方面说，个人的行为，举手投足，无不在众人监视之下，人和人之间，规律之严，甚于法律。
在这个传统社会的网络下，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约束、互相监督，使人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西方社会的个人自由，在传统中国，很难理解。中国人的“修养”，就包括了清楚地理解，自己在网络中的位置，不至于逾越。一个人要在广大的群众之间，自己知道分寸，而且要懂得在差序格局的约束下，如何忍受严格的规矩。唐初，山东郓郡张家，九世同居。唐高宗询问这一家的家长，怎么能做到九世同居而不分家？族长在纸上，写了一百个“忍”字，因此，张家的堂名称为“百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