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不只是技术变革 |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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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不同层次问题的讨论和争议，既存在理性认知和思辨的要素，也混合着不同人群的情绪、感情和想象。这也是人类认知模式与人工智能认知的关键性差别之一： 人类在认识和判断过程中，理性与感性总是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涉及集体行动和未来路径选择之时 。我们不断尝试避免或消除“非理性”因素在认知和判断领域的复杂影响，然而，一旦进入行动领域，情感性因素总会再度回归。这恰恰是人文社科思想界需要参与技术领域讨论的重要原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技术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技术也是政治的载体，是政治博弈的场域。

当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迈向“创新驱动”时代，从党中央领导到具体的劳动者，都已经深刻感受到技术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性与必要性。人工智能相关话题在中国舆论界备受关注，这恰恰说明，中国正全面进入数字社会，成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最领先的国家之一。 中国也与美国一般，正同步面临全球最前沿的两个关键性难题。

首先，是如何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的问题。

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投资和不断的试错，尤其是在原始创新、“无人区创新”问题上。由于技术路线前景和产品最终可实现的前提未知，导致创新风险几何级数上升，存在极大的创新失败的风险。由于此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创新主体势必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模式，来对抗此种不确定性。由于创新主体构成的复杂性，如创新性企业、企业家、科研人员、投资人、政府等，不同主体所追求的激励目标并不一致。 如何发挥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协调好不同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如何依靠庞大、灵活、有效的创新资本运作机制，来分担创新的试错成本；如何在短期的资本炒作意图与中长期的产业化发展目标之间进行博弈和平衡 ，成为中国政治界、商业界和思想界在创新驱动时代所必须共同思考的重要问题。

更进一步， 新一轮技术创新，所涉及的上下游产业链条、技术链条规模日益扩大，需要某种形式的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协调。 这意味着企业、国家都需要深度参与全球化，乃至引导全球化进程；需要在寻求扩大自身利益、自身目标与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主体利益和目标之间进行协调和探索， 这对中国提出了更复杂、更宏大的要求 ，如何协调国内政治规则与已有的国际规则？如何实现国内与国际间在互动背景下建立新的利益结构和规则体系？这些都是对中国在新阶段提出的新的历史挑战。

其次，是技术创新带来红利分配和代价分担问题。

技术创新既有红利，也有代价。对于参与主体而言，技术创新既能带来经济回报，如考虑资本收益、投资回报率等；也可能带来新的产业优势，塑造新的社会政治权力——声望、地位及权力的回报。对于国家和社会大众而言，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社会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

然而，技术创新也有成本和代价。 除了创新主体付出的知识、技能、财富和时间成本外，还有两个重要的隐性成本：基础设施成本和社会秩序成本。 信息技术发展需要的物质基础包括电力、水、土地等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还需要政府的组织和社会秩序的支撑。 人类历史中每一轮重大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会带来产业结构的重组、就业结构的变局及劳动力的大转移，这一过程如果不加干预可能带来异常残酷的结果，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上一轮工业革命期间，生产自动化曾使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从工业部门淘汰出局，也导致如欧美地区普遍出现的产业工人群体衰落，以及社会阶级分化再度尖锐化的问题。正像很多观察者们所忧虑的，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有可能使得大量脑力劳动者、白领阶层从产业结构中被驱逐出来。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失去的工作机会与新增的就业机会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对个体劳动者而言，新技术意味着巨大的学习成本，甚至是随着技术和行业更替被彻底淘汰的命运。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除了发展经济的职能之外，依然需要高度重视政治及社会职能，需要思考和探索技术变革带来的代价分担和红利分配问题，探索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结构重组和政治正义原则重塑问题。

创新经济时代的上述两个关键性命题，往往相互缠绕、相互影响，如何平衡好二者，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在这两个关键命题上，已经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同步面临最前沿、最新锐的历史挑战。 更进一步， 在社会发展方向、经济组织形态、人类生活方式层面，中国也已经开始与西方国家进入同步探索、同步思考的阶段，已经具备了产生原创性思想和理论的可能性 。今天，中国政治界、商业界、思想界也需要直接面对这些新的挑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专家、企业界人士“单兵突进”，也需要党政机关、科研机构、不同学科学者、社会各领域行动者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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