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出于比较方便的考虑，笔者分别对两次危机过程中GDP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进行了指数化的简单技术处理，即将1996年和2007年的GDP均设定为基数1，然后分别按照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对两次危机自爆发以来的10年数据进行相应换算，其中2017年数据为估算值，即GDP名义增速为11%，实际增速为6.8%，见下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作者自行计算
通过比较，
两次危机仅有一处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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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10年后，名义GDP扩张了两倍；但两次危机间的差异却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GDP的名义和实际增长轨迹基本是重合的，自2004年两者才开始呈现逐渐分离的态势，即危机爆发后的第8年，经济运行中的价格因素已发生明显变化——2004年GDP平减指数为7.7%，CPI增幅为3.9%，PPI增幅为6.1%，换而言之，经济已经完全从危机中恢复，趋势上已经趋向繁荣。
本次危机不同之处在于，中国GDP的名义和实际增长轨迹仅仅重合了两年后，于2010年就出现了明显的分离，同时实际GDP增长轨迹始终处于亚洲金融危机轨迹的下方。理论上，GDP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间差异的原因基本就是价格因素，即GDP平减指数。但本轮危机期间，除了2010年和2011年价格出现小幅跳升之外，2012年至今包括GDP平减指数、CPI、PPI等在内的各类物价指标并没有明显持续上升，PPI甚至还出现了连续五年的负增长。因此，仅单纯依靠数据表面的价格因素无法解释本次危机以来GDP名义和实际增速间的差异。
进一步观察两次危机中GDP增长轨迹背后的驱动因素。笔者选取的是视角是GDP生产法，即构成GDP的产业结构，采用上图中对GDP技术处理的同样方法，进而发现两次危机GDP增长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于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的行业包括第二产业的工业、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餐饮和交通运输，其中增长最快的房地产，增速是GDP的1.3倍；但本次危机期间，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仅包括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房地产和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其中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业，增速是GDP的1.5倍。
比较后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的恢复，依靠了大量的金融活动，这也是造成GDP名义和实际增长间差异的主因，反映出如果金融活动的增加，不能通过资金配置效率和财富效应，最终渗透到分配领域和生产消费领域，GDP实际复苏进程会很慢。
反观本次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带动下金融活动成功地向分配领域和生产消费领域渗透。
一般意义上讲，金融业具有很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当经济运行处于下行期时，金融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收缩，以保持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例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金融业，以及本次危机初期的欧美金融业。但此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中国，相反在政府反危机干预和要求下，中国金融业出现了逆周期的扩张，而且扩张幅度为史无前例，2009年和2010年包括信贷在内社会融资规模呈现出井喷之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作者自行计算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反危机中需要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然而在现有的收支体制下，如何保证地方积极地主动行使事权就成为了一个难题。为此中央政府只能将金融配置权暂时下放给地方，后果是地方的积极性确实调动起来了，但地方“永远缺钱”的金融冲动也被过度放大了，行政之手开始直接干预社会信用的扩张进程，伴生的还有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近乎无序的增长。
数据来源：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作者自行计算
而当经济在一揽子刺激政策下率先实现了复苏之后，担忧自然也就来了：金融前所未有的逆周期扩张，是否会再次带来恶性通胀和债务危机呢？正是带着这样的担忧和反思，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本次危机中率先转向——2010年10月成为调整全球首个加息的央行，同时还恢复信贷额度管制。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