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次，盟员的维度。盟主的作用是指示和领导文学发展方向，盟员则起到呼应潮流、壮大声势、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代的文人集团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盟员。如梅尧臣、曾巩、刘敞以及三苏父子等人是“欧门”的核心盟员，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实际上就是“苏门”的核心盟员。而对于盟主与盟员之间的关系，王兆鹏先生曾有深入揭示：“宋代文士之所以热心结成‘宗盟’，文坛宗师代代相传，从欧阳修到苏轼，从苏轼到黄庭坚，从黄庭坚到江西诗派的其他成员，盟主当仁不让，时时以领袖宗师自居，而成员则心甘情愿地拜倒臣服在盟主宗师的门下，都是因为各有各的考量和需求。成员需要宗师的印可奖掖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同度，宗师则需要更多的门下士来壮大本门派的实力，在最大限度上去推行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乃至政治主张，推动文学向着预期的目标和方向发展。”［12］118
再次，盟事的维度。所谓“盟事”，是指文人所举行的各种结盟活动，如集会结社、拜谒印可、唱和酬答等等。并且，这些结盟活动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得比较频繁，而参加这些活动的成员（尤其是核心成员）也相对比较固定。如北宋中期以欧阳修为中心的一系列集会活动，尹洙、梅尧臣、刘敞、韩维等人是其中的常客。南宋孝宗朝以杨万里为中心的临安诗人群举行的一系列活动中，均可见陆游、张镃、尤袤等人活跃的身影。光宗朝以汪大猷为中心的四明文人群体举行的几次重要活动中，参加成员也基本不变。
南宋的文人结盟多以诗社、词社和各种怡老型会社等方式进行，并且也越来越规范化，以至后人有“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之说。特别是遗民词人群体的结社，如以吴渭、谢翱等人为中心所结的“月泉吟社”，由盟主定诗题、明确时间及相关要求，如《送诗赏小札》载：“月泉社吴清翁盟诗。预示丙戌（1286年）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1287年）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三月三日揭榜。”［13］评诗时实行“糊名”制，获奖者有相应的奖励。这样组织有序的活动已不仅仅是一般文人的风雅会集，而已带有模拟科举考试的意味了。
最后，盟情的维度。所谓“盟情”，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结盟成员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倾向、审美情趣和文学理念。如南宋孝宗朝以杨万里为盟主的临安诗人群，其成员均遵奉理学。而以杨缵为盟主的临安“吟社”词人群体，都遵循“协律”的创作标准，以是否“协律”来作为评判词作优劣的首要标准。如周密曾作《塞垣春》词，杨缵为其“翻谱数字，短箫按之，音极谐婉”，遂易名为《采绿吟》［11］4137。而其另一位盟员张枢更是为了“协律”而不惜改变词意：
（张枢）曾赋《瑞鹤仙》一词：“……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那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此词按之歌谱，声字皆协。惟“扑”字稍不协，遂改为“守”字，乃协。始知雅词协音，虽一字亦不放过，信乎协音之不易也。又作《惜花春·起早》云：“琐窗深。”“深”字音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歌之始协。［14］256
“扑”字是入声，属角，不协律；换成属徵的上声字“守”，乃协。“深”字属清音、齿音，恐其与乐不协，故而改成“幽”字；“幽”字虽属浊音，然而是舌音，又不协；最终改成既属浊音、且是唇音的“明”字，歌之始协。不过，律虽然“协”了，但词意却“反”了（“幽”与“明”的意思恰好相反）。为了协音律而不惜改变词意，体现了临安词人群对协律的高度重视和严格遵循。
盟情的第二个含义是指结盟成员之间具有比较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彼此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提携，相处和谐融洽，“居则握手共席，道欢欣，既别则问疾病起居”［15］卷六六，252。特别是南宋遗民文人群体，“于残山剩水间，往往握手歔欷，低回不忍去，缘情托物，发为声歌”［16］卷八，大家共同倾诉家国之痛，彼此成了相互的精神慰藉。
综上所述，文人结盟是一个包含了盟主、盟员、盟事、盟情等多重维度在内的综合性、宏观性概念，是文人集会结社、交游唱和等聚合性群体活动的总称。结盟是宏观的考察，而集会结社是结盟常见的组织和表现形式，是中观的考察，交游唱和则是更为具体的结盟活动，是微观的考察。可见，文人结盟的内涵是复杂深刻而又极其丰富的，单从任何一个维度去考察和研究文人结盟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
二、宋代文人结盟的特点
北宋晁说之曾对当时的文人结盟情况作过一番总结，他说：“本朝来王元之（禹偁）之后晏公（殊），晏公之后欧阳公（修），欧阳公之后东坡（苏轼），皆为一时之龙门。而门下洒扫应对之士，其后为公卿将相者，类不可数也。”［1］卷二八〇三，51-52此言虽不很全面，但实已涉及宋代文人结盟系列性、自觉性的特点。而在当代学界，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应是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首任会长王水照先生。王先生在《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一文中，以钱惟演洛阳幕府僚佐集团、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以及苏轼汴京学士集团为例，指出北宋的文人结盟具有系列性、文学性、自觉性等三个方面的特点［4］105-130。而笔者在考察了整个宋代文人结盟的情况之后认为，除此三点之外，宋代的文人结盟还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这两个方面的特点。以下即对这两点作进一步的申说。
先说其开放性。宋代文人结盟成员的流动性很强，其交往多不限于在本群体内部，一人属于多个结盟群体的现象普遍存在，表现出明显的开放性特点。
宋初诗人张咏，与当时先后主盟诗坛的王禹偁以及杨亿都有密切交往。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张咏便与王禹偁在濮水定交，当时王禹偁还未登第。至道三年（997年），张咏之女与王禹偁长子嘉祐结婚，王禹偁有诗赠张咏：“先皇忧蜀辍枢臣，独冒兵戈出剑门。万里辞家堪下泪，四年归阙似还魂。弟兄齿序元投分，儿女情亲又结婚。且喜相逢开口笑，甘陈功业不须论。”［3］774二人本就情同兄弟，后又成为儿女亲家，关系之亲密自不待言。同时，张咏又经常与杨亿进行诗文酬答。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杨亿在汝州任，张咏时知陈州，杨亿两次致书张咏，向其倾诉心中愤郁。张咏回以《答杨内翰书》《答汝州杨大监书》，对其进行劝慰宽解。杨亿所编的《西昆酬唱集》中收录有张咏的诗歌三首。可见，张咏既属于王禹偁主盟的“白体”诗人群，同时也属于杨亿主盟的“西昆”诗人群。不仅如此，张咏还曾与道士张白等人结成吟社，积极开展结盟活动［3］538。
晁迥的情况与张咏颇为相似。晁迥与王禹偁早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即已结识定交。至道三年春，王禹偁在知扬州任所赋诗回忆他与晁迥结交时的情形云：“当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为出谷莺。”［3］763又在给晁迥的信中云：“某始识足下时，年未冠，身未婚；逮今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长子复纳妇矣。足下策名十八载，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发，司关市之税。”［1］卷一五〇，398对这位老友怀才不遇、屈居下僚而深感不平。受王禹偁的影响，晁迥在诗歌创作上也模仿白居易，他现存的77首诗（含残句）中，直接标明“拟白乐天”的，就有15首之多。不过，晁迥虽是“白体”诗人群的重要成员，但同时他与杨亿也有密切交往，并参与了西昆唱和，《西昆酬唱集》中收录有晁迥的诗歌两首。
南宋后期，周密、李彭老等人先是加盟以杨缵为盟主的临安词人群，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而在杨缵去世以后，周密等人又转移到湖州进行新的结盟活动，并形成了以周密为盟主的湖州词人群。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见。这种盘根错节的交往关系，充分体现出宋代文人结盟风气的开放性。而这也使得宋代文人的结盟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往往很难将某一结盟群体作截然的划分，有时只能为论述之方便，作一大概的区分。
次说其平等性。宋代以前的文人群体，其成员与领袖之间大都是一种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西汉初年，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等藩王养士的目的，是为了罗致人才，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与中央政权相抗衡。汉末建安年间，曹氏父子对以“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的网罗，也是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不久之后，“七子”中的孔融与曹操有矛盾冲突，曹操便无情地将其诛杀，并牵连孔融全家。西晋时期，在权臣贾谧门下聚集的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等“二十四友”，实际上是西晋王室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他们后来大多在“八王之乱”中被杀戮，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南朝时，以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梁代分别以萧衍、萧统、萧纲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唐代太宗朝的宫廷诗人群、中宗朝的修文馆学士群，都是以皇帝王公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其政治上的依附性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