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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3日，民生银行北京航天桥支行行长张颖涉嫌伪造保本保息理财产品，向该行鲸钻高尔夫俱乐部的逾150名私人银行客户销售，涉案资金总规模高达30亿元。
工作人员向客户推荐该产品时称，该产品保本保息，由于“原投资人急于回款，愿意放弃利息，一年期产品原本年化收益率4.2%，还有半年到期，相当于年化8.4%的回报”。这些产品以“非凡”系列XX期命名，跟民生银行正常在售的理财产品从名称上十分接近。根据协议，转让款由“新投资者”直接打给“原投资者”的个人账户。转让协议中，除了转让方、受让方分别签字外，还盖有“中国民生银行航天桥支行储蓄业务”的公章。为获得投资者的信任，除产品转让协议，该行还以付款方为甲方、收款方为乙方、民生银行为丙方的方式，签订了一份《交易资金监管协议》，约定民生银行对产品转让方即收款方的账户进行监管冻结，确保该产品到期后本金及收益划转给付款方。
2017年4月12日，一位民生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拍了一张该理财产品的照片，发给他在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的熟人，询问这款又保本收益又高的理财产品，为什么只有航天桥支行在卖，其他支行或渠道能否买到。
民生银行北京管理部马上查询发现，该行并未发行过这款理财产品，
相关领导找到航天桥支行行长张颖，询问情况后决定上报总行，最终由民生银行总行向公安机关报案。2017年4月13日，支行行长张颖等人被公安机关带走。
如民生银行上级行能够及时掌握下级行各类业务活动信息，并建立了有效的经营信息检查、验证机制，则能够大幅度降低出现上述舞弊行为的概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沟通不畅都是舞弊发生的前提条件。
企业内部的各类信息壁垒是导致企业内部信息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基于其特点，企业内部信息沟通壁垒可以划分为两类：
“信息传递壁垒”和“信息专业壁垒”。
1）信息传递壁垒
由于企业组织架构、职能边界及与之对应的利益格局的影响，会导致信息输出方不配合向信息需求方提供其所需信息，或者传递给信息需求方的信息质量低下。
首先，当企业内一个主体不存在向另一个主体的正式汇报路径（例如很多平级部门之间，部门与其非直接分管副总之间），在协调机制缺失的前提下，企业将无法保证这个主体会向另一个主体传递其所需的信息。
例如，某企业财务部门为了对其预算分析报告中人资数据进行解释，提请人资部门提供全年人事分类数据（如入职、离职、异动等），但人资部门以工作量过大为由怠于提供。
其次，即使存在正式的信息沟通路径，但如果针对信息沟通行为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如审计监督、绩效评价），也可能影响信息沟通质量。
在菲达环保2017年年报中，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内部控制审计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包括：内部信息传递滞后，导致未能及时发现兰科项目大额损失并进行信息披露。
菲达环保公司海外客户Lanco EnterprisePte. Ltd.（位于新加坡）之母公司Lanco Infratech Limited（位于印度）于2017年8月7日被银行申请破产清算，印度当地法院准许其在2018年5月前进行自救重整。
菲达环保公司由于各部门之间信息传递滞后，
导致未能及时发现该等损失并进行信息披露。上述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了应收账款、存货、资产减值损失等报表项目的准确性，导致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效。
2）信息专业壁垒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尽管企业已经建立了信息传递机制，但由于信息输出方和接收方存在专业隔阂，所传递信息无法被理解和应用，因此仍然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例如，某企业IT部门在进行新职场IT系统搭建的时候，向采购部门提供了一系列的IT需求及技术参数，采购部门及其上级领导尽管感觉对应预算水平偏高，但均无法提出有针对性的专业意见，最终基本“照单全收”。
又例如，某集团公司内审职能未配备足够的工程专业人员，导致下属子公司各工程项目部尽管形式上提供了集团内审部门所需的各类资料、数据，但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审计发现。
2015年7月21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广州中院受审。2002年10月至2010年3月期间，萧元利用其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便利，利用其事先配备的图书馆藏画库的全套钥匙开门进入画库，把自己事先临摹好的赝品，以“狸猫换太子”方式，将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书画家的143幅书画窃为己有，涉案金额逾亿元。
本案中的涉案资产都属于艺术品，对其真伪的鉴证需要很高的专业能力。
如本案主犯萧元所述，正是因为“当时自己是图书馆里唯一懂美术的人，其他人都不懂，只会点数”，才能使得其作案在长达10年内无人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