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瓦雷的生平与著作（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柯瓦雷的生平与著作[1]

C.C.吉利斯皮文

刘胜利译张卜天校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Koyré）于1892年8月29日生于俄罗斯的塔甘罗格（Taganrog），1964年4月28日逝于法国巴黎，研究领域涉及科学史、哲学史和观念史。

柯瓦雷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他影响了整整一代科学史家的成长，尤其是美国科学史家；其次，在法国，他主要活跃在哲学圈内，他不仅最早推动了20世纪30年代黑格尔研究的复兴，而且还出版了关于其他纯粹哲学家的重要研究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斯宾诺莎的研究[6][2]；最后，他关于俄罗斯思想和哲学倾向的论述是对其祖国思想史的重要贡献[4, 11]。柯瓦雷的所有著作都洋溢着一股强烈的哲学观念论气息，即使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也不例外。这种观念论来源于“哲学推理的对象是实在”这个假定。在他研究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的著作的序言中，柯瓦雷写下了一段评论，这段评论也许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所有著作：“我们认为……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无法穷尽的，它就像这个体系所要表达的实在本身一样无法穷尽，就像支配这个体系的最高直觉一样无法穷尽”[3]。

柯瓦雷一直是一位柏拉图主义者。事实上，正是他那篇优美的文章《发现柏拉图》（Discovering Plato）[9] 最好地介绍了他的全部著作所共有的观点和价值。这篇文章最初是1940年法国战败后柯瓦雷在贝鲁特（Beirut）发表的讲演的讲稿，1945年它以法语和英语两种版本在纽约出版。不管欧洲文明在当时如何显示出类似希腊化时期的瓦解和衰退，柯瓦雷从未对它感到绝望。他在内心一直秉持的信念是：精神迟早总会获胜。他那思辩式的口吻亦庄亦谐，展现了纯正的柏拉图风格，消除了读者对说教式言辞的抗拒，并向读者揭示了哲学对于个人以及个人对于政治的内涵。正是这些主题为柏拉图的对话赋予了戏剧性的张力。

在上述文章中，柯瓦雷几乎很少提到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柏拉图主义。但正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理智与性格、个人卓越与公民责任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他对于柏拉图的影响所产生的共鸣。他在近代科学的创始者们（尤其是伽利略）的各种动机中发现了这种影响（在其它作品中他也许有些夸大了这种影响）。

柯瓦雷在第弗利斯（Tiflis）[4]开始其中学教育，16岁时在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上完中学。他的父亲弗拉基米尔（Vladimir）既是从事殖民地产品贸易的一名富裕进口商，也是巴库油田（Baku oil fields）的一名成功投资者。胡塞尔是柯瓦雷中学时代的偶像，于是他于1908年前往哥廷根求学。在那里，柯瓦雷除了追随胡塞尔这位现象学导师之外，还遇到了希尔伯特，并且听了他的高等数学课程。1911年，他移居巴黎，并转入巴黎大学（Sorbonne）学习。他在那里听过柏格森（Bergson）、德尔博斯（VictorDelbos）、拉朗德（André Lalande）以及布兰舒维克（LéonBrunschvicg）的课程。尽管柯瓦雷与他在巴黎的老师们的关系并不像他与胡塞尔及其家人相处时那样亲近（胡塞尔夫人有时甚至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看待），但在这种更为冷静的法兰西文明的氛围中，他感到轻松自在。

在战前，柯瓦雷就已在皮卡韦（FrançoisPicavet）的指导下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圣安瑟尔谟（Saint Anselm）的论文，随后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教。1914年，尽管柯瓦雷还不是法国公民，但他仍然应征入伍，并为法兰西战斗了两年。接着，当他获悉祖国招募志愿兵时，遂转入一支俄国军团服役，他也因此而回到了俄国，并在西南前线继续战斗直至1917年俄国战败。在随后的内战中，柯瓦雷发现自己正置身于反对组织当中，这些反对组织就好像是一些抵抗力量，他们同时与红军和白军开战。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要从这种混战中摆脱出来。这时战争已结束，他就回到了巴黎。在那里，他与来自一个敖德萨（Odessa）家庭的女儿，多拉·雷贝尔曼（Dora Rèybermann）喜结连理。雷贝尔曼的姐姐也嫁给了柯瓦雷的哥哥。在巴黎，柯瓦雷重新开始了研究哲学的学术生涯，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学生时代曾租住的那家旅馆的老板一直忠诚地保存着他关于安瑟尔谟的论文手稿。

柯瓦雷一直认为自己的职业是一名哲学家。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宗教思想研究，尽管他后来最深刻的工作是在科学史领域中做出的。他早期发表的都是关于神学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论笛卡儿的上帝观念及其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Essai sur l’idée de Dieu et les preuves de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1922），《圣安瑟尔谟哲学中的上帝观念》（L’idée de Die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t.Anselme, 1923），《雅各布·波墨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e Jacob Boehme, 1929）。第一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实践学院的毕业文凭和该学院的讲师职位（chargé de conférence）。终其一生，柯瓦雷都与实践学院保持着联系。他关于安瑟尔谟的工作虽然完成得更早，但直到后来才正式发表。这项工作使他获得了大学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由于波墨的论文而得以升格为“国家博士”（doctorat d’État）。

如果阅读柯瓦雷后期的科学史著作，我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柯瓦雷用以分析上述早期研究主题的典型动机和方法。柯瓦雷所感兴趣的神学传统是各种护教策略中最具思想性的那部分内容，即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各种版本的证明中（无论是这种证明的创始者安瑟尔谟，还是笛卡儿所给出的版本），使得主体所把握的人格存在与外部实在之间的联系得以建立的是精神而不是宗教体验。在以上情境中，这种精神的重要方面当然是“上帝”，尽管当柯瓦雷的兴趣转向那些自然哲学家时，它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是“自然”。他关于笛卡儿的核心观点是：近代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得益于中世纪的先驱者。这个观点如今已毋庸置疑了。此外，柯瓦雷还明确肯定了经院推理的哲学价值，他从不认为“繁琐”（subtleties）是一个贬义词。

对于科学史家来说，以上讨论最有意思的特征是柯瓦雷所发现的笛卡儿对“完美”和“无限”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研究“无限”概念的过程中，柯瓦雷揭示了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如何支持着作为哲学家的笛卡儿，并为上述本体论证明赋予了一种安瑟尔谟的推理所无法企及的精致性。在柯瓦雷著作中偶然出现的一些旁白预示了他今后的发展方向，例如：“我们认为，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他认识到了数的连续性。通过将分立的数对应于一些线或广延量，他将连续和无限引入了有限数的领域”[5]。然而在这本书中，柯瓦雷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沉思集》（Meditations）以及作为神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笛卡儿。直到后来在那本优美流畅的《关于笛卡儿的对话》（Entretiens sur Descartes [8]）中，柯瓦雷才转向《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的研究，强调它是笛卡儿关于几何学、光学、气象学等各种论述的导言。此时，柯瓦雷已不会再赞成他自己年轻时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大意是：尽管笛卡儿改变了哲学史的整个进程，但对于科学史来说，即便笛卡儿从未生存过，科学史也几乎不会有什么不同。[6]

事实上，通过对比柯瓦雷关于笛卡儿的两部主要作品的笔调，我们就可以发现他本人的偏好。《关于笛卡儿的对话》是一部热情洋溢的著作，对待笛卡儿的态度是同情甚至热爱。但他的毕业论文则并非如此，不仅它的行文略嫌拘谨，而且作者处理论文主题时也显得并非那么得心应手。尤其是在论述笛卡儿不够坦白的那些段落里，上述局促感更是暴露无遗，但给读者留下的更一般的感受则是：从神学角度论述笛卡儿的这项研究本身就比较牵强。由于当时柯瓦雷已成为实践学院第五部（一个研究“宗教科学”的部门）的教职候选人，也许这件事很自然地影响到了他对于研究主题的选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柯瓦雷将他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科学史研究，而且巴黎的学术架构也没有为科学史这一学科提供适当的资源，但实践学院的上述部门却在柯瓦雷生前一直为他保留着职位。这种情形既显示了法国首都各种公共机构的僵化，也显示了这些机构的管理者的灵活与弹性。尽管有管理者的宽宏大量，柯瓦雷晚年在履行工作职责方面还是感到有些困难。

安瑟尔谟的信仰的质朴和宁静并没有被文本的含混所遮蔽。尽管柯瓦雷论述这位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创始者的专著在研究主题上并未像他关于笛卡儿的论文那样暗示了他后期的研究旨趣，但在研究方式上却更贴近他的后期旨趣，特别是在同情的理解、透过文本来洞察其作者等方面。

作为一名学者来说，也许柯瓦雷最独特的天赋（这也是他的个人品质在学术上的体现）在于他有能力进入他所研究的人物的世界之中，并为读者再现后者在其世界中看到各种事物的方式：比如，安瑟尔谟在某种精神和理智的实在中幸福而又逻辑地把握到了上帝的必然存在；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对象世界是通过常识来把握，并被整理成一种条理分明的哲学；波墨关于各种印记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各种对应关系之网；导致哥白尼的诸天球不停自转和公转的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是“它们都是圆的”；开普勒对于数的形式与毕达哥拉斯的正立体形的看法；伽利略的由可量化物体所构成的抽象实在，这些物体在几何空间中发生运动学上的联系；最后还有牛顿的开放宇宙，在其中意识已不再位于古希腊哲学的宇宙（cosmos）之中，而是位于无限空间之中。

然而，正是通过对重要文本的细致分析（而不是通过一般的概括和意译），柯瓦雷才能够从他所研究的人物的思想构造中发掘出丰富而广泛的内涵。他喜欢大段大段地引述文本来配合自己的分析，以使读者有可能弄明白他正在做什么。事实上，他的作品将“文本阐释”（explication de texte）的法国教学技巧应用于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他后期的大部分著作都源自他在法国、埃及和美国等地的许多机构讲授的课程（通常源自个人讲座），他在这些机构定期授课或仅仅是到那里访学。在那些不太自信的年轻学者看来，柯瓦雷的学识有时会使他显得有些严厉，但其实这并非是他有意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柯瓦雷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知识分子，他只是在分析问题时要求严格，但在待人处事方面却极为宽厚。他总是希望去揭示他所研究的人物的价值，而不是去展示他们可能有的浅陋与错误。他也从不会被那些容易达成的目标所诱惑。这样一来，柯瓦雷的自信就与他最真诚的谦逊相得益彰，因为他已将他的天赋用于彰显那些伟人的卓越之处，这些伟人用他们的精神、勇气、想象和品味为拓展我们的文化做出了贡献，并因此而激起了他的钦佩之情。

这种容易与前人心灵相通的倾向促使柯瓦雷对黑格尔哲学以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都没有对科学史产生直接影响，但也许还是应该提一下。他对黑格尔的了解源自他年轻时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浸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他想将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传播到他在巴黎的哲学朋友圈（圈中绝大多数朋友都是柯瓦雷在巴黎高师结识的）。黑格尔哲学对于这个圈子来说，即便不是未知领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陌生的。这些论文引起了不错的反响[7]，有些研究主题相似的读者也许会发现他那篇“关于黑格尔的语言和术语的注记”（Note sur la langue et la terminologie hégéliennes）[8]尤其具有启发性。类似地，柯瓦雷在两部关于俄罗斯思想史的著作中所发表的论文为法国学者群体引出了一个话题（对此柯瓦雷尤其具有发言权）：俄罗斯作家在对待欧洲文化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如果他们的国家想要发展文明，就必须认同欧洲文化；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想要确立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就必须抵制欧洲文化[4，11]。欣赏柯瓦雷科学史著作的读者们最好也读一读这些研究中写得最长的那篇论文，那是一篇关于恰阿达耶夫（Tchaadaev）的专论[9]。尽管这篇论文与读者的研究主题毫无关系，但它却是柯瓦雷所写论文中最精致、最富同情、最发人深思的作品之一。

相比之下，柯瓦雷关于德国神秘主义的研究工作确实影响了他的科学编史学，尽管这种影响有点令人难以捉摸。因为，尽管他竭力去帮助读者理解这一难解的传统，但他本人对德国神秘主义做出的反应却是从那些神学研究主题转回到了他在哥廷根学生时代的科学兴趣。他那篇重要的博士论文一直是关于波墨的最详尽和最可靠的研究，这篇论文清晰地阐述了波墨这位晦涩作者的思想。此外，柯瓦雷还将论述施温克菲尔德（Schwenkfeld）、弗兰克（SebastianFranck）、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魏格尔（ValentinWeigel）的四篇短论集结成一本小书，书中论及的上述四人都是波墨最重要的思想来源。这本小书于1971年再版时正巧碰上了神秘学的复兴，而这种神秘学却是柯瓦雷本来想强烈反对的。的确，也许有人会认为，波墨也对自然世界感兴趣，甚至与伽利略、笛卡儿和开普勒等同时代人同样感兴趣。然而，以上任何相似之处都是表面的，因为波墨对自然的理解完全是象征性的，对于他来说，各种现象背后的实在性就在于它们拥有神的印记。的确，柯瓦雷完全认识到在近代科学摧毁这些象征性的意义之前，世界如何影响着意识，而且这样的认识也使得他后期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变得更加敏锐。但他逐渐感觉到探究神秘主义者各种体验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根据定义，上述体验只有拥有这些体验的人才能了解。也正因此，波墨一直在试图解读人与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些对应关系又来自他通常所称的“自我之书”（the book of himself）；而柯瓦雷在《伽利略研究》（Études galiléennes）开篇就评论说，只有科学史才能为“进步”这一观念赋予意义，因为它记录了人类心灵在把握实在的道路上所赢得的各种胜利。[10]

无论如何，贯穿柯瓦雷科学史研究的主题是运动问题。他在一篇名为“关于芝诺悖论的评注”（Bemerkungen zu den Zenonischen Paradoxen）的哲学论文中首先界定了这一主题。这篇论文发表于1922年，早于前文所述的神学作品[11]，这也是柯瓦雷的第一篇实际发表的作品[12]。在其中柯瓦雷论证说，为了理解芝诺悖论，我们不仅需要分析运动，还要分析运动借助时空参量概念化时涉及“无限”和“连续”观念的方式。在回顾了布罗沙尔（Brochard）、诺埃尔（Noël）、埃弗兰（Evelyn）和柏格森研究芝诺悖论的贡献之后，柯瓦雷（无疑是回想起了自己跟随希尔伯特所做的研究）援引了波尔查诺（Bolzano）和康托尔（Cantor）关于无限和极限本性的研究成果，并区分了以下两种运动：一种是作为过程的运动，这个过程在其本性上就包含着物体；另一种是作为关系的运动，物体本身与这种作为关系的运动无关。曾经有一个脚注预示了柯瓦雷毕生的工作：“古代物理学和近代物理学之间的所有分歧都可被归结为这样一点：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运动必然是一种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实化（潜能作为潜能的现实化[actus entis in potentia in quantum estin potentia]），而对于伽利略和笛卡儿来说，运动变成了一种状态”。[13]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柯瓦雷经常被问到他怎么会从神学转向科学，有一次他回答说：“我回到了我的初恋”[14]。

柯瓦雷的学术生涯充满了跌宕起伏。最初他曾为巴黎大学斯拉夫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Slaves）的一门课程准备过一些有关俄罗斯思想史的资料。1929年，即在《雅各布·波墨的哲学》出版的那一年，柯瓦雷在蒙彼利埃大学文学院谋得一席教职，并从1930年9月起在那里任教直至1931年12月。其间柯瓦雷一直颇为享受法国南部的气候与生活品质，但也常常为无法利用巴黎的各大图书馆而感到遗憾。1932年1月，他被选为实践学院的研究主任（directeur d’études），并回到了巴黎，开始在学院讲授关于16世纪科学与信仰的课程。为了准备这门课，柯瓦雷阅读了哥白尼的著作，他发现哥白尼划时代的成就几乎完全不被人所知。于是他着手翻译了《天球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的第I卷，即该书理论性和宇宙论的部分，并为之撰写了一则关于历史背景的阐释性的导言。这是他对科学史本身的第一项贡献。在上述导言中，哥白尼代表着一位研究宇宙的思想家，一位既迂腐保守而又革命激进的思想家，而不再仅仅是一位摆弄各种本轮的学者。说他迂腐保守，是因为哥白尼还沉溺于柏拉图的正圆美学，并将它变成了一种宇宙运动学；说他革命激进，是因为哥白尼坚信几何形式必须与物理实在相符合，只要一种假说能将两者结合起来，那么不管这种假说可能会给传统和常识带来什么后果，它都不致因为太过冒险而不值得采纳。通过这样一种蕴涵，形式本身变成几何的而不是实体的，近代科学就在这条道路的前方。

当1934年柯瓦雷出版其关于哥白尼的著作时，他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开罗大学教课。由于柯瓦雷发现自己与那里的同事与学生非常投缘，故他于1936-37学年和1937-38学年两度回到那里讲课。他为那里的听众所准备的讲稿后来发展成了《关于笛卡儿的对话》这部著作。当时柯瓦雷的研究兴趣已经从哥白尼转向了伽利略，他将一套由法瓦罗（Favaro）编辑的出色的伽利略著作全集带到了埃及，并在开罗安顿下来之后潜心研究。也正是在那里，柯瓦雷撰写了他的名著《伽利略研究》[15]。这本名著的标题页上显示的出版年份是1939年，但实际上它直到1940年4月，即在德国入侵前才出现在巴黎。当时柯瓦雷和他的妻子又一次呆在开罗。但他想在国难当头时为国家出点力，于是他们又匆匆回到了法国，抵达巴黎时恰逢巴黎已经投降。他们掉转头先到蒙彼利埃，然后再取道贝鲁特返回开罗。当戴高乐将军来到开罗时，柯瓦雷已经决定加入“自由法国”组织并为戴高乐效力。由于柯瓦雷持有美国签证，戴高乐认为，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学识卓越之士留在美国，而且能够在这个其政策有利于贝当政府（Pétain）[16]的国家阐释戴高乐的观点，那么“自由法国”事业或许会从中受益。于是，柯瓦雷夫妇设法转道印度，横渡太平洋，取道旧金山并最终来到纽约。他在纽约加入了一个由法国和比利时科学家与学者组成的团体，并参与了这个团体创建“高等研究自由学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的工作。在整个二战期间，他一直在那里以及“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任教，只在1942年去过一次伦敦向戴高乐汇报工作。在纽约，柯瓦雷逐渐熟悉并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这自然使得他愿意在美国度过其晚年的学术生涯，这几乎占了他全部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

由于战争移开了人们关注学术的视线，《伽利略研究》在战争期间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但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这本名著却在美国受到了极为广泛和热情的关注。这真是“书逢其时，一举成名”。那时恰逢新一代的科学史家们在日益扩展的美国大学体系中寻找契机，这代人最早以完全职业化的方式来构想科学史这一学科，而且无论当时的大学体系在学术精湛程度和哲学深度方面如何缺憾，它对于科学的热忱和灵活度也足以弥补它的缺点。正当科学史家们通过参考文献苦苦寻找题材时，他们就像发现某种启示那样发现了《伽利略研究》，因为这本著作揭示了他们初创的学科可能会具有怎样激动人心的思想意义。此外，这本著作既不是关于各种科学发现和过时术语的枯燥堆积，也不是对于科学精神所创造的各种奇迹的煽情吹捧，更不是对某种哲学体系的掩饰（尽管作者本人支持柏拉图主义），就像实证主义观点谈及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谈及历史时所做的那样。

相反，他们在《伽利略研究》中发现了一段分析细致入微、但却极其激动人心的思想战斗史，这场战斗由伽利略、笛卡儿等伟大的倡导者发起，目的是力图获得经典物理学的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和公式。这些概念和公式后来显得如此简单，甚至连中学生也能轻而易举地掌握它们。这场战斗所针对的既不是宗教，也不是迷信或无知（关于科学的流俗观点往往会有这样的误解），而是习惯和常识，是那些最伟大的心灵在面对他们自己所执著的信念的逼迫时容易犯错的倾向。事实上，柯瓦雷曾经评论说，关于错误的历史和关于正确理论的历史同样富有教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前者甚至更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尽管错误本身并没有什么歌颂的价值（柯瓦雷并不是非理性主义者），但它们确实展示出了某些限制因素的力量和本质，而理智的欲求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才能创造出知识（在一篇名为《说谎者厄庇墨尼德》[Epiménide le menteur]的隽永的反讽性文章中，柯瓦雷在古典语境下深入探讨了关于“错误”的更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柯瓦雷研究问题的技巧既注重精雕细琢，又不失宏观概括。就问题本身而言，它注重精雕细琢；就其始终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广泛意义来说，又不失宏观概括。《伽利略研究》包含独立成卷的三篇论文，第一篇题为“经典科学的黎明”（À l’aube de la science classique），这里的经典科学是指经典物理学。贯穿三篇论文的统一主题是：经典物理学（没有它，近代科学的其它内容都是不可思议的）如何起源于表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努力，它们分别是《伽利略研究》第二、第三篇论文所要处理的问题。第一篇论文的副标题是“伽利略的青年时代”，它意味着伽利略的早期学习和最初研究将会重溯物理学从其古代以来所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柯瓦雷关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同情式概括既强调了亚里士多德赋予抛射体运动的原因的反常性，又解释了博纳米科和贝内代蒂的推理。贝内代蒂将十四世纪的冲力理论发展成了一整套解释抛射体飞行和重物下落的思想方案，从他那里，伽利略学到了冲力物理学。然而，只有当伽利略抛弃了作为原因的冲力（causal impetus）的观念之后，他才开始率先将一种关于质的物理学引向一种关于量的物理学。在他青年时期留下的手稿《论运动》（De motu）的分析中，他首先尝试迈出这一步。在上述手稿中，他用阿基米德的方法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并使用“相对密度”等术语论述了物体与其周围介质的相互关系。

在柯瓦雷看来，科学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量几何化。《伽利略研究》所展现的思想戏剧（在书中经常是由各种阴差阳错构成的喜剧）在伽利略和笛卡儿之间进行了某种对比，两者都力图将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这两个定律分别是近代动力学最早和最一般的定律）从普通物体的日常表现的遮蔽中提炼出来。最后，伽利略得到了落体定律，而笛卡儿则得到了惯性概念。1604年，伽利略在其私人书信中最先对落体定律的进行了正确表述（即物体从静止开始自由下落所通过的距离正比于它所经历的时间的平方），但同时又把上述定律归之于一个错误的原理（即物体在下落的任一点所获得的速度增量正比于已下落的距离）。

事实上，在匀加速运动中，速度的增加与时间成正比。出人意料的是，15年以后，笛卡儿在与毕克曼的通信中独立重复了同样的混淆。正是这种惊人的巧合揭示了上述错误的深刻之处。表述落体定律的独特困难在于数学与动力学的相互隔阂。无论伽利略多么清楚地意识到需要用数学语言来表述落体定律，他能够用于将运动数学化的工具唯有算术与几何。尽管他的思维是分析性的，他也不得不用比例来表示函数依赖的关系，而时间的流逝能自然地用几何量来表达，这一点一开始对伽利略来说并非那么直观清楚。但伽利略的直觉显然是一位物理学家的直觉，他最终突破了这一点，并且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两门新科学》包含了从匀加速原理出发对落体定律进行的一个完整的数学推导，并在随后用著名的斜面实验来证实这个定律（由于柯瓦雷本人过度怀疑早期物理学的实验成分，他仅仅视斜面实验为一种思想实验）。

在落体问题上，笛卡儿不如伽利略那样幸运。由于笛卡儿执意将物理学等同于几何学，他从未真正觉察到他关于下落的表述与对落体现象的物理描述不一致。但是，如果说是这种“彻底几何化”（géometrisation à outrance）的倾向对笛卡儿隐藏了物理问题的基本原理，那么，在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数学激进主义将他引向了惯性定律，使他可以不必关心“运动会在哪里停止？”、“如果物体倾向于沿直线运动到无限远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将整个世界聚合在一起？”等问题。在这些物理问题面前，伽利略最终退回到了传统的运动观念，认为天界仍沿着圆周运动，并留待笛卡儿来明确阐述这个更一般、更普遍的运动定律。将惯性定律归于笛卡儿当然是柯瓦雷在《伽利略研究》中最原创、最惊人的发现之一，也是柯瓦雷论证的核心。由于惯性原理的出现，一个以人为中心、其秩序符合人的目的的有限宇宙（cosmos）的古代观念消逝在令人不安的无限空间之中。在柯瓦雷看来，科学革命包含着人类对自己在世界中生存的意识的某种嬗变，这种嬗变比从古希腊人类文明的开端以来的任何思想事件都更具决定性意义。而这种嬗变之所以会发生，其原因就在于：为了解决那些关于运动的基本问题，人类构想这些问题的广泛界限和参量的方式必须发生转变。

在战后的岁月里，柯瓦雷一方面在巴黎重拾教职，另一方面不时在哈佛、耶鲁、约翰·霍普金斯、芝加哥和威斯康星等大学发表演讲。1964年，西储大学授予柯瓦雷“古典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1955年，柯瓦雷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次年获得研究院的终身成员资格。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他开始身体欠佳，每年他都会有六个月呆在普林斯顿，并在每个春季回到巴黎实践学院讲授他的年度课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宁静氛围，尤其是那里关于科学史初版著作的罗森瓦尔德藏书（Rosenwald collection），对于柯瓦雷完成其后续著作来说至关重要。在此期间，同事哈罗德·谢尼斯（Harold Cherniss）、埃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友谊，以及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的敏锐和批评都给了柯瓦雷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在上述同事的鼓励和陪伴下，柯瓦雷成为研究院中思想上泰然自若、感觉上从容自在的极少数学者之一。

柯瓦雷的后期著作进一步延续着他在研究科学革命及其历史与哲学方面时发现的那些主题。《天文学革命》（La révolution astronomique）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部已完成著作，这部著作的主体是一篇关于开普勒的天文学变革的内容十分翔实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之前是柯瓦雷关于哥白尼的早期论述的一篇概要，之后是一篇关于博雷利（Borelli）的天体力学的论文。最后一篇论文是柯瓦雷对于科学史研究的最原创的贡献之一，因为尽管博雷利早已因其机械论的生理学而为学者们所熟知，但近代以来极少有研究者论及他的宇宙机器的错综复杂的理性结构。至于《天文学革命》的主要部分，开普勒一直是他最欣赏的人物之一。柯瓦雷欣赏开普勒的勇气，欣赏他的想象力，欣赏他的柏拉图主义以及他的精确。柯瓦雷为开普勒勾勒的形象不同于哥白尼，他将开普勒刻画成一位为行星运动寻求物理解释的天体物理学家，在寻求过程中他提出了那些数学定律。柯瓦雷一点也不贬低开普勒思想的那些异想天开的方面和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要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也许我们可以说，一直到他关于开普勒的研究，柯瓦雷早年关于德国神秘主义的兴趣才在科学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然而，最终说来，开普勒留下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深远，是因为他对物理事实的忠诚始终支配着他的想象力，并因此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柯瓦雷所感兴趣的那些主题在牛顿综合中到达了它们的结局，他论述牛顿综合的意义的那篇论文也是他最清晰、透澈和全面的作品之一。这篇论文也成为柯瓦雷身后出版的《牛顿研究》（Newtonian Studies）的开篇。或许有些令人遗憾，柯瓦雷并没有把“从开普勒到牛顿关于落体问题的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Problem ofFall From Kepler to Newton）这篇论文收入《牛顿研究》，因为这篇一丝不苟的专论最好地展示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天才，即他特别善于从细节和总体两个方面处理某个问题在许多分析性的头脑中所呈现的方方面面。与《伽利略研究》相比，柯瓦雷还没来得及在他关于牛顿的各项研究之间建立同等程度的融贯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柯瓦雷一直在与科恩（I. Bernard Cohen）合作筹备一个牛顿《原理》（Principia）的集注版，这个集注版目前已经付印。在《牛顿研究》中，柯瓦雷那篇论述“牛顿的假说与实验”的论文将牛顿的名言“我不杜撰假说”（hypotheses non fingo）翻译成了“杜撰”（feign）而不是“构造”（frame），对人们将一种实证主义哲学归于牛顿本人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牛顿研究》中篇幅最长的论文比较了牛顿和笛卡儿的空间学说，细致地探究了两种学说之间差异的神学涵义，这个主题在柯瓦雷的另一本著作《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Universe）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探讨。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早于《牛顿研究》完成，它重溯了书名所体现的形而上学转变过程，这段过程始于库萨的尼古拉（Nicolas of Cusa）的宇宙论，终于牛顿关于无限空间的绝对性和一位与自然相区别的人格上帝的全能性的断言。从神学角度看，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关键问题是上帝和世界的关系。笛卡儿的科学似乎只有通过陷入泛神论才能避开无神论，这个结论尤其适用于亨利·摩尔（Henry More）。对读者来说，柯瓦雷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的感受力还未能很好地适应旧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与神学涵义。然而，如果从心理学角度而不是从形而上学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会变得生动起来。这种解读与柯瓦雷本人对梅耶松（Émile Meyerson）著作的推崇是一致的，他曾将他的《伽利略研究》题献给梅耶松。[17]这种解读也使《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成为《伽利略研究》的更哲学化的补充篇或姐妹篇，前者关注的是柯瓦雷所称的“世界感”（world-feelings）[18]，而后者所关注的则是“世界观”（world views）。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核心主题是异化，即意识通过创造出科学将自身从自然中异化出来。如果用这样的术语来表达，那么在现代人眼中，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各种形而上学焦虑就会显得非常实在，而这正是希腊宇宙（cosmos）的解体所蕴涵的后果：

一个作为有序的有限整体、空间结构体现着完美等级与价值等级的世界，被一个无定限的（indefinite）甚或无限的（infinite）宇宙所取代，将这个宇宙统一在一起的不再是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仅仅是其最终的基本组分和定律的同一性；空间的几何化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空间观（世界内部的一系列处处有别的处所）被欧几里得几何的空间观（本质上无限的同质广延）所取代，从那时起，后者被等同于宇宙的真实空间。[19]

然而，尽管柯瓦雷的上述强调可能会助长将科学斥之为反人性的流行思潮，但他的论述却丝毫无助于反科学主义的鼓吹者。值得注意的是，在17世纪所有伟大的天才中，除培根外，柯瓦雷唯一不太同情的就是帕斯卡。因为他一直认为，理智的创造是精神与混乱长期艰苦搏斗之后获得的成就，而不是需要哀惋叹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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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参考文献目录

I. 柯瓦雷著作的目录索引

在柯瓦雷七十岁生日之际，有人组织编撰了一个两卷本的纪念文集，题为《柯瓦雷文集》（Mélanges Alexandre Koyré, 2 vols, Paris, 1964）。该文集第二卷的卷首列出了柯瓦雷主要出版物的清单，包括大约75个条目的作品。本文仅限于列出柯瓦雷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前文脚注中提到过，或下文[17]、[18]、[19]三本论文集所收录的那些较重要的论文。在其晚年及逝世之后，柯瓦雷的同事和出版商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作品收集在一起，并以书籍的形式重新发表。这也证明人们对柯瓦雷的专业研究保有持续的兴趣。了解一下这些论文集的内容，对读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论笛卡儿的上帝观念及其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L’idée deDieu et les preuves de 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Paris, 1922; German trans., Bonn, 1923）

[2]《圣安瑟尔谟哲学中的上帝观念》（L’idée de Dieudans la philosophie de S. Anselme, Paris,1923）

[3]《雅各布·波墨的哲学：关于德国形而上学起源的研究》（Laphilosophie de Jacob Boehme; Étude sur lesorigines de la métaphysique allemande, Paris, 1929）

[4]《十九世纪初俄罗斯的哲学及民族运动》(La philosophieet le mouvement national en Russie au début du XIX^e siècle,Paris, 1936)

[5]《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第一卷：导言、译文及注释》(Des Révolutionsdes orbes célestes, liv. 1, introduction, traduction et notes, Paris, 1934;repub. 1970)

[6]《斯宾诺莎的《理智改进论》：导言、文本、译文及注释》(Spinoza: De Intellectus Emendatione, introduction, texte,traduction, notes, Paris, 1936)

[7]《伽利略研究》：第I部分，“经典科学的黎明”；第II部分，“惯性定律：笛卡儿与伽利略”；第III部分，“伽利略与惯性定律”。(Études galiléennes,Paris, 1939: I, À l’aube de la science classique; II, La loi de lachute des corps, Descartes et Galilée; III, Galilée et la loi d’inertie.)

[8]《关于笛卡儿的对话》(Entretiens surDescartes, New York, 1944; repub. with [9], Paris, 1962 )

[9]《柏拉图对话导论》（法），《发现柏拉图》（英）(Introductionà la lecture de Platon, New York, 1945; English trans., DiscoveringPlato, New York, 1945; Spanish trans., Mexico City, 1946; Italian trans.,Florence, 1956; repub. in combination with [8], Paris, 1962)

[10]《说谎者厄庇墨尼德》（Epiménide le menteur, Paris, 1947）

[11]《俄罗斯哲学观念史研究》( Études sur l’histoiredes idées philosophiques en Russie, Paris, 1950)

[12]《十六世纪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唯灵论者与炼金术士：施温克菲尔德、弗兰克、魏格尔、帕拉塞尔苏斯》(Mystiques, spirituels, alchimistes du XVI^e siècleallemand : Schwenkfeld, Seb. Franck, Weigel, Paracelse, Paris, 1955;repub. 1971)

[13]“从开普勒到牛顿关于落体问题的文献史：在地动假设下的重物自然下落运动”（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Problem of Fall From Kepler to Newton :De motu gravium naturaliter cadentium in hypothesi terrae motae），发表在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 45, pt. 4 (1955),329-395. 法语译文由Vrin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从开普勒到牛顿的地球运动与物体下落：该问题的历史与文献》（Chute des corps et mouvement da la terre de Kepler à Newton :Histoire et documents du problème）

[14]《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From the Closed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Baltimore, 1957; repub. New York, 1958; French trans., Paris, 1961）

[15]《天文学革命：哥白尼，开普勒与博雷利》( La révolutionastronomique: Copernic, Kepler, Borelli, Paris, 1961)

[16]《牛顿研究》（Newtonian Studies, Cambridge, Mass., 1965; French trans., Paris, 1966）

[17]《哲学思想史研究》（Études d’histoire da lapensée philosophique, Paris, 1961），收入以下12篇论文：

(a)“关于芝诺悖论的评注”（Remarques sur lesparadoxes de Zénon, 1922）

(b)“十四世纪的虚空与无限空间”（Le vide et l’espaceinfini au XIV^e siècle, 1949）

(c)“星座之犬和吠叫之犬”（Le chien, constellationcéleste, et le chien, animal aboyant, 1950）

(d)“孔多塞”（Condorcet, 1948）

(e)“路易·德·伯纳尔”（Louis de Bonald, 1946）

(f)“耶拿时期的黑格尔”（Hegel à Iena, 1934）

(g)“关于黑格尔的语言和术语的注记”（Note sur la langueet la terminologie hégéliennes, 1934）

(h)“关于法国黑格尔研究状况的报告”（Rapport sur l’étatdes études hégéliennes en France, 1930）

(i)“论科学观念对科学理论演变的影响”（De l’influenecedes conceptions scientifiques sur l’évolution des théories scientifique, 1955）

(j)“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演变”（L’ évolutionphilosophi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1946）

(k)“哲学家与机器”（Les philosophes et lamachine, 1948）

(l)“从近似世界到精确宇宙”（Du monde de l’ ‘à-peu-près’à l’univers de précision, 1948）

[18]《科学思想史研究》（Études d’histoire da lapensée scientifique, Paris, 1966），收入以下18篇论文：

(a)“近代思想”(La pensée moderne, 1930)

(b)“中世纪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Aristotélismeet platon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du Moyen Age, 1944)

(c)“文艺复兴的科学意义”(L’apport scientifique dela Renaissance, 1951)

(d)“近代科学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a sciencemoderne, 1956)

(e)“科学宇宙论的诸阶段”(Les étapes de lacosmologie scientifique, 1952)

(f)“五百年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éonard de Vinci 500 ans après, 1953)

(g)“尼科洛·塔尔塔里亚的动力学”(La dynamique deNicolo Tartaglia, 1960)

(h)“贝内代蒂：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者”(Jean-BaptisteBenedetti, critique d’Aristote, 1959)

(i)“伽利略与柏拉图”(Galilée et Platon, 1943)*

(j)“伽利略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Galilée et la révolutionscientifique du XVII^e siècle, 1955)*

(k)“伽利略与比萨实验：关于一个传说”(Galilée et l’ expériencede Pise : à propos d’une légende, 1937)

(l)“伽利略的‘论重物的运动’：论思想实验及其滥用”(Le ‘De motugravium’ de Galilée : de l’ expérience imaginaire et de son abus, 1960)**

(m)“‘翻译者，背叛者也’：关于哥白尼与伽利略”(“Traduttore-traditore”,à propos de Copernic et de Galilée, 1943)

(n)“一个测量实验”(Une expérience de mesure,1953)*

(o)“伽桑狄及其时代的科学”(Gassendi et la sciencede son temps, 1957)**

(p)“博纳文图拉·卡瓦列里及其关于连续的几何学”(BonaventuraCavalieri et la géométrie des continus, 1954)

(q)“学者帕斯卡”(Pascal Savant, 1956)**

(r)“科学史面面观”(Perspectives sur l’histoiredes sciences, 1963)

其中：标*者原文是英语，重印于论文集[19]；

标**号者原文是法语，译成英语后收入[19]。

[19]《形而上学与测量》(Metaphysics andMeasurement, London, 1968)，收入了论文集[18]中(i)、(j)、(l)、(n)、(o)、(q)等六篇论文的英文版。

II. 二手文献

读者还可在以下文献中找到关于柯瓦雷及其工作的论述：

(1)YvonBelaval, Critique, nos. 207-208 (1964), 675-704;

(2)PierreCostabel and Charles C. Gillispie,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histoire dessciences, no. 67 (1964), 149-156;

(3)SuzanneDelorme, Paul Vignaux, René Taton, and Pierre Costabel in Revue d’histoiredes sciences, 18 (1965), 129-159;

(4)T. S.Kuhn, “Alexander Koyré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Encounter, 34(1970), 67-69;

(5) RenéTaton, Revue de synthèse, 88 (1967), 7-20.

[1]本文译自吉利斯皮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原文为吉利斯皮亲自撰写，可参见：Charles C.Gillispie (Editor in chief),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vol. 7, pp.482-490. 孙永平老师帮助校定了文后的“柯瓦雷著作目录索引”，特此致谢。

[2]方括号中所列序号为本文后附的“柯瓦雷著作目录索引”的序号，下同。——译者

[3] La philosophiede Jacob Boehme, p. viii.

[4]即今天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Tiflis为其旧称。——译者

[5] L’idée de Dieuet les preuves de 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 p.128.

[6] La philosophiede Jacob Boehme, p.vi.

[7] Jean Wahl, “Le rôlede A. Koyré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es études hégéliennes en France”, in Archivesde philosophie, 28 (July-Sept. 1965), 323-336.

[8] Études d’histoireda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该文最先发表在：Revue philosophique,112 (1931), 409-439.

[9] Études sur l’histoiredes idées philosophiques, pp. 19-102.

[10] Études galiléennes, p.6.

[11] Jahrbuch fürPhilosoph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5 (1922), 603-628; 该论文的法文版已收入[17a]。

[1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柯瓦雷曾经发表过一则短评：“关于伯特兰·罗素的数的评注”，参见：“Remarques sur lesnombres de M. B. Russell”, in Revue de metaphysique et de morale, 20(1912), 722-724.

[13] Études d’histoireda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p.30, n.1.

[14]在他的论文中，柯瓦雷留下了一份1951年的求职履历，这份履历阐述了柯瓦雷自己对他的研究工作（包括已完成的工作和其后打算进行的工作）的内在关联性的理解；参见Études d’histoireda la pensée scientifique, pp.1-5.

[15]柯瓦雷此前已发表的两篇论文包含了这项工作的部分内容，分别是：“伽利略与比萨实验”，参见：“Galilée et l’expériencede Pise”, in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12 (1937),441-453; “伽利略与笛卡尔”，参见：“Galilée et Descartes”, in Travaux du IX ^e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 2 (1937), 41-47.

[16]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 1856-1951），法国元帅，维希（Vichy）政府元首。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后，德法停战协议将法国一分为二，其中一半（含首都巴黎）由德国占领，另一半由投降的贝当元帅组建傀儡政府进行统治，史称“维希政府”或“贝当政府”。——译者

[17]参见柯瓦雷的以下两篇论文：“Die Philosophie ÉmileMeyersons”,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Rundschau, 4 (1931), 197-217;以及 “Les essaisd’Émile Meyerson”, in Journal de psychologie normale et pathologique(1946), 124-128.

[18] From the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p.43.

[19] From theClosed World to the Infinite Universe, p. 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