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介绍了参加《规划理念、知识与经验的国际传播》国际会议的文章，内容主要围绕规划理论的国际transfer展开。文章讨论了现代规划理论产生的背景、空间势能差对规划理论transfer的影响、理论选择与地方现实的冲突、媒介霸权在理论transfer中的作用、信息网络社会中的“学术生产”以及“小世界”里的存在等问题。文章还讨论了规划理论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内卷化，不直面现实问题。同时，提出了如何创造性地应对外在的各种强制性、回应地方的根本需要等议题。最后，文章介绍了院外的五个稳定板块和计划，旨在通过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等方式突破界限，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的目标。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规划理论在国际传播中的挑战和问题
文章讨论了规划理念、知识与经验的国际传播议题，指出规划理论在跨国转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包括理论的内卷化、与地方现实的冲突、媒介霸权的作用等。
关键观点2: 空间势能差对规划理论转移的影响
文章提出空间势能差是规划理论转移的根本原因，并分析了不同主体的理论选择和消费差异。
关键观点3: 信息网络社会对学术生产的影响
文章讨论了信息网络社会中“学术生产”的特点和普遍状况，包括新概念的产生和理论焦虑等问题。
关键观点4: 学术生产中的“小世界”现象
文章揭示了作为个体存在的学者在学术生产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在全球快速变化的政治、经济与学术生产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观点5: 未来规划理论的发展路径
文章提出了规划理论需要走上一条历险之路，并探讨了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高度自组织状态下规划理论和规划的发展。
正文
当表述
“地方对规划理论的选择性消费”时，它潜在地把“地方”看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意志的整体。事实上，任何的一个地方，内部都存在着对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不同看法、争议，甚至是斗争。
在面对新的挑战时，总有或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者，或者保护本土悠久历史文化者反对新的变化，顽强或顽固地维持、坚持之前或现有状况，人们往往称之为保守主义者。他们通常反对应用外来理论，强调对“国粹”、源发于地方社会过程的理论的学习。
也总有一些激进主义者，不顾一切地要摧毁既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尽管对于下一步的路子怎么走通常并没有也不能够有清晰的思路，其目的往往只在破坏而不在建设。
还有一些人意识到顽固保守与激进革命路径两个极端的问题，他们持有渐进改良的模式，他们在保守主义者眼里是激进主义者，在激进主义者眼里是保守主义者，因此被概称之为折衷主义者。
每一种主义者都试图选择有利于自身的理论来支持其社会实践，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共同意志的地方整体。或者说，如果存在一个地方的整体，那是在社会过程中由各种不同利益、意志者的多样矛盾冲突所构成，同时也还是一个历时的变化过程。
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理论选择和理论消费。哪一种理论胜出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或观念，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与博弈过程中，持有相关理论的群体的胜出。但应指出的是：
第一，被选择的、消费的外来理论，能够在具体实践中起作用的理论，是经由地方变革甚至是斗争需要所修订、改动后的理论，是一种内化后的理论，而不是直接移植的教条化理论。
第二，其他的理论或观念并不会就此消失，它们往往只是暂时潜藏，在某些变动的社会时刻重新改头换面出现。
地方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是内在性的问题，而是与全球危机紧密关联在一起。也就是说，理论选择、转换与应用的激进向左向右或者其他，并不取决于本地本土的状况（尽管它们构成结构性要素的一部分），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或区域的整体变化（危机）对于地方的作用。
近半个世纪以来，加速的经济全球化从客观上加大地方理论选择与应用的分异。在经济向好的趋势下，原来保守、激进与折衷主义者还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协调和共识。随着地方（一个不同尺度的名词，可以从现代民族国家到各个大小城市等）经济加速进入全球经济网络，带来发展也具有高度风险，促发地方在问题和发展路径上认识的分裂（特别在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或者说，理论认识的鸿沟加大了，保守的更加保守（是当下的普遍状态，以应对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激进的则更加激进，社会分裂愈加明显，映射出理论的疲软无力。
巴西利亚规划｜
Lúcio Costa
｜1957
3
｜
媒介霸权
除了与理论生产的主体、受体的状况有关外，其中（规划）理论能够高效
transfer关键的一个部分，是过程中的媒介，它们是传送管道、沉积池、甚至是开关。
（规划）理论就如某种商品，它不会自动自觉地跑到某个地方。它除了在生产地需要一整套的生产体系外，它还需要经由某些运输网络、运输工具、终端机构将理论运送到地方，销售到地方，进一步植入到地方。运输网络、工具和机构是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媒介构成，仍然值得也需要深入研究。
比如，作为高等教育的大学、大学里的高等研究机构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但机构的运作需要合理制度，而这一制度很显然将带有地方性社会的典型特征，进而使得外来理论的引入、“消费”和应用立刻带有地方性色彩。
比如，在多大程度上国家的力量、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市场对大学、研究机构起作用？存在着什么样的地区差异？（高度的不均衡发展如何影响地区学术机构的状态？）历时的过程又是如何？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里想强调的是，地方性的机构与制度作为理论transfer的媒介起到的关键转换作用。
但不仅仅是机构和制度。还需着重说两类，书籍和留学生是（规划）理论空间移动的主要载体。一类是引进来（书籍），一类是走出去（留学生）。对于第一类来讲，引进什么样的书籍，翻译什么样的书籍（以及文章）就成为关键问题
——是个有目的性的选择过程，也因此是理论transfer的过滤器（这一过程就带有强烈的地方特点，既与地方的学术市场相关，更与国家政策导向与投资相关）。
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公派留学生，也就是由本国或对方国家提供留学经费，按照本国知识或技术生产需要到发达国家学习，再将修习知识带回的留学生。因此派出留学生是国家现代知识生产体系构成的一部分。这些承载有现代知识与技术的留学生归国后成为地方知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部分，特别在国家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尤其重要。这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现代化知识供给方式。
大学、大学的研究机构、选择性书籍翻译和引进、留学生派出是（规划）理论
transfer的重要媒介。它们的状态存在于空间势能差、强制性的理论植入、被动或自觉的理论消费（不要忘记地方有保守、激进和折衷主义者的斗争存在）共构的、历时变化的状态之中。作为媒介，它们并非一定是单向传输，在巨大程度上它们受到空间势能差的支配；因此在某些阶段某些领域，也可能存在反向传输。
另外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在其中起到特定的霸权作用——以今天的状况看，英语就是一种媒介霸权。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高等研究者使用英语（因此他们/她们可以越过翻译选择的过滤器）、在以英语为出版语言的国际刊物（占据被建构的、学术“影响因子”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头牌位置）上发表文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英语在学术层面的国际流通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全球化的表征。
波士顿城市意象｜
Kevin Lynch
｜1960
4
｜
信息网络社会中的“学术生产”
1990年代后全球加速进入信息网络社会，加速了（规划）理论的transfer，也构造了新的理论存在形态。信息网络既是一种传播的媒介，同时也是一种存在域。它加速了全球与地方社会的变迁，加速了知识与技术生产的速度。加速变迁导致现代（规划）理论无所适从。
理论生产的根本来自对具体社会实践与问题的归纳、分析和判断，提出可能指导实践的方向或路径。但地方社会实践在信息网络社会的复杂关联中产生令人难以预判的变化（一种非连续性的变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连接后的突变），时空压缩和高度不确定性发展使得既有理论不能把握社会的具体。或者说，原来基于连续性的、产生于局部地方的（规划）理论，难以处理信息网络社会带来的空间范围更广和连接方式更加复杂的状态。
当下是个剧变的年代，也可能产生（需要）新的学术范式。1970s、1980s还有一波理论与学术探讨的高峰期和代表人物，1990年代后呈现的基本状态是理论的疲软无力，进而形成某种普遍的“理论焦虑”，进而形成两种理论的production和transfer的状态。
一种是面对短时变化频繁提出某些“新概念”词语（不管是真实面对问题还是哗众取宠，销售理念），试图去抓住变化的状态。这些概念就如安迪·沃霍尔的陈述可以“闪亮15分钟”。
1990年代以来，加速进入信息网络的全球社会大小危机的频发，进而闪现了数量众多的新名词，新概念（如新城市主义、景观都市主义、基础设施都市主义、创意城市、知识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信息或比特城市、全球城市等）。这些概念应对和处理变化的总体发展中的局部问题，它们可能加深了对局部的认识，但难以把握总体，事实上加剧了理论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