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间出现双太阳，
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
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
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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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北京，毛泽东与郭沫若交谈
2、无限崇拜领袖，难逃“文革”冲击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不无忧虑地说：“我能吗？”他当时的“诚惶诚恐”并不都是出自谦虚，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