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师生恋规制的起源
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较早且广泛地在教育界对师生恋进行规制的国家。
但历史上美国各高校并不干涉师生恋的行为，现代美国高校对师生恋的规制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反性骚扰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物。
该运动主张，在工作场所中发生的“不受欢迎的具有性色彩的行为”是性别权力不平等所导致的剥削，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性别歧视，因而违反了《民权法案》第7条的规定。
该理论的推广使得原本用来规制性别歧视的法律，也扩张适用于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随着时间的发展，又被逐渐扩张到适用于校园中发生的性骚扰。
在美国历史上，基于
高校自治
的传统，国家公权力对高校不干涉师生恋的这一立场原本没有异议，但1972年《教育修正案》的出台以“政府契约”的模式，为国家强制要求高校规制师生恋提供了直接法律基础。该法案第9章规定“合众国内的全体民众，在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教育体系或活动中，不得因性别差异，被排除参与、利益被忽视或成为被歧视的对象”，这意味着美国高校要想接受联邦财政的援助，就必须要遵守该法案的规定，为学生提供免于被性别歧视的学习环境。
1977年的亚历山大诉耶鲁大学案确立了性骚扰属于美国《教育修正案》第9章所禁止的性别歧视行为，所以凡是接受了联邦财政援助的美国高校都负有《教育修正案》第9章所规定的反性骚扰的义务，第9章因此成为处理校园性骚扰的直接法律依据。
美国各大高校，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不同程度地
接受了联邦政府资助
，
这意味着《教育修正案》第9章所规定的反性骚扰的义务
适用于美国所有高校。
“不受欢迎的具有性色彩的行为”从字面来看，并不包含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等师生恋的情形。但是在1986年的梅里特储蓄银行诉文森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当性行为双方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差异时，看起来似乎是两相情愿的性行为实际上有可能是性骚扰。
该案的当事人米歇尔·文森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性，称自己迫于老板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不得不与老板发生性行为，虽然本人极不情愿，但又担心拒绝老板会使自己被解雇。
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如果老板通过胁迫获得了米歇尔对性行为的同意，那么她的这种同意并不意味着她老板的性行为是“受欢迎”的。
在该案例之后美国各大高校意识到如果高校的教授们与自己的学生发生性行为，那么很有可能会用同样的逻辑推导出“教授们是在性骚扰他们的学生”这一结论。原因在于，教授与他们的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差异，学生对性行为的同意可能是出于恐惧——害怕教授给出较差的成绩、乏善可陈的推荐信，甚至更糟糕的事情，该情形下的同意并非学生内心真实意思的表达。因此如果与老师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在事后向法庭声称自己是迫于老师的此类压力而不得不与之发生性行为，在“遵循先例”的指引下，法院极有可能援引梅里特储蓄银行诉文森案的逻辑，判定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性行为构成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
一旦认定为性骚扰，高校就有可能要对被害学生的赔偿请求权承担连带责任。
为了规避此类风险，许多学校扩大了其性骚扰政策的适用范围来规制看起来是两相情愿的师生关系。
正是在该背景下，美国各大高校从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开始规制合意下的师生性行为。
除性关系之外，同样容易转化成性骚扰指控的约会关系或浪漫关系等师生恋形式也落入了高校规制师生关系的范畴。
事实上，在1992年的富兰克林诉格威内特县公立学校案中，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处理了校园性骚扰中学校赔偿责任的问题，
在该案的多数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雇主需对员工性骚扰行为负责的规定同样适应于学校中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情形。
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第一波禁止师生恋的浪潮。之后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要求高校必须遵守《教育修正案》第9章下的义务（即联邦法禁止在教育领域实行基于性别的歧视）的态度日益强硬，对师生恋采取禁止政策的美国高校数量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效仿美国高校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师生恋并不必然构成性骚扰，只是由于师生之间权力、地位的不对等，导致看似你情我愿的师生恋很有可能对学生来说并非“自愿”从而容易转化为学生事后指控教师对其性骚扰。这种“自愿”该如何认定和处理，与学生的年龄密切相关，
“总体来说，学生的年龄越小，被认定为是‘自愿’的可能性越小，被认定为是校园性骚扰的可能性越大”。
例如，美国教育部民权办公室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01年发布的《修订后的性骚扰指南：学生遭受学校雇员、学生或第三方的骚扰》规定，对声称是“合意的”师生性行为要进行是否“受欢迎”的判断，其中对于中学以后的学生，要考虑以下因素来判断该教员的行为是否“受欢迎”：行为的性质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包括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和权威程度以及是否对学生有控制力；学生是否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无法对性行为做出同意。
（二）刑法对师生恋的规制
美国性侵犯罪立法中的性同意年龄制度也对师生恋发挥着规制作用。
性同意年龄，是指由立法所规定的，公民能够对自己与他人发生的性行为做出法律上有效同意的年龄界限。
其本质是“通过在立法层面认定某年龄以下的未成年人对某性行为不具有同意能力来禁止年长者与其发生性行为，否则即构成犯罪，以此强制手段来保护未成年人免遭年长者的性剥削和性利用”。
许多国家会规定两个性同意年龄：一个普通的性同意年龄，用于禁止所有人与不满该年龄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一个较高的权威关系下的性同意年龄，用于禁止诸如教师、医生、教练、监护人等处于权威地位的人与受其权威影响的人发生性行为。
比较而言，权威关系下的性同意年龄往往较高，从而延长了法律对权威关系下弱势一方的特殊保护时间。该制度的设立将涉及学生、打着“自由恋爱”旗号、声称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师生恋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为预防和惩治教师与不满性同意年龄者发生性行为提供了有力武器。
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13.3条规定，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且行为人比被害人至少年长4周岁，即便该性行为是合意下的性行为，行为人也构成三级重罪；如果对方未满21周岁，行为人是对方的监护人或对对方的福利负有一般监督责任，二者之间发生了性行为，则行为人也构成犯罪。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虽然没有统一的刑法典，但各个州的刑事法规范中都有关于性同意年龄的规定，以密歇根州为例，该州的普通性同意年龄为16周岁，权威关系下的性同意年龄为18周岁，
这意味着在该法律规定下，教师与自己不满18周岁的学生发生性行为即便是双方你情我愿也会因为违反权威关系下的性同意年龄规定而遭到刑法的处罚。
（三）高校对师生恋规制之不同模式
对已达到性同意年龄的学生来说，其与教师建立恋爱关系、基于自愿与教师发生的性行为不会为教师带来刑事制裁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行为完全不受规制。如前文所述，美国高校担心师生恋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性行为有被法院认定为性骚扰的风险，根据已有判例确定的精神，学校作为教师的雇主，如果没有尽到监管义务，则要对教师性骚扰学生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学校对教师的性骚扰行为有建立合理可行的事前预防机制和健全的事后纠正措施，则可以提出抗辩而免予承担责任。
因此美国诸多高校出于规避风险等各方面的考虑，会在学校层面对师生恋进行规制。
对高校师生恋到底应该如何进行规制，目前在美国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各高校的具体政策差异巨大，总的来说可分为四类不同的模式。
第一类是建议类政策：这类政策最为宽松，通常不鼓励教职员工和学生之间有性关系，但是也不会禁止这类行为。
例如，康涅狄格大学2011年的规定为：学校强烈不鼓励教职员工与学生之间的浪漫关系或性关系……即便该关系看起来、或者被相信是自愿的。
第二类是部分禁止的政策：只有在教师对学生负有直接学术责任时才对师生恋予以禁止，
诸如教师教授学生的某门课程或者评估学生的论文等。例如，俄克拉何马大学曾规定：“在教职员工对学生具有权威或者控制的情况下，禁止教职员与学生发生双方合意的性关系。”
第三类是建议类政策与部分禁止政策相结合
：当教师处于教学、指导、评估等地位时，禁止师生恋，但当教师未处于此类特殊地位时则不鼓励师生恋。
第四类是绝对禁止的政策：
不管教师对学生是否承担教学、指导、评估等责任，所有本校的师生恋都严格予以禁止。例如，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规中就规定：禁止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网课生、暑期课学生或其他本校项目的学生）与教员之间有约会关系、浪漫关系和性关系。2015年哈佛大学出台的新政策禁止教授与本科生发生性关系或恋爱关系。
此外，美国有的高校会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采用不同的师生恋规制模式，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明确禁止教员与任何本科生有性关系或约会关系等师生恋行为，但教员与研究生则只有在存在教学、指导关系时才禁止二者之间有师生恋。
美国的MeToo运动中，多位顶尖大学的知名学者在遭到性骚扰学生的指控后辞职或被解雇，这促使美国各大高校继续审视自己对师生恋的规制政策是否完善，所以上述四类规制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许多学校都在不断修改其政策。2020年，有学者对包括常春藤盟校在内的55所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2011年和2018年的规制师生恋的学校政策进行纵向对比，发现
越来越多的高校趋向于采用更加严厉的政策来限制或禁止“师生恋”。
这55所高校中，有34所高校与之前相比修改了其规制政策，其中有18所学校改变了政策种类：2011年，这18所学校中，有10所学校采取的是建议类政策，有6所学校采取部分禁止的政策，有2所学校采取混合政策，没有一所采取绝对禁止的政策；
到了2018年，有6所学校对师生恋改为采取绝对禁止的政策，而鲜有学校采取较之前宽松的规制政策。
需要注意的是，这6所高校中有5所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区别对待，规定教职员工与任何本科生之间的性行为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而涉及研究生时则只有在该教职员工对研究生存在教学、指导关系时二者之间的性行为才予以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