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Henery Kissinger)
1968年与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
(William F. Buckly)
探讨越南战争时的一席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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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欲坠的国际秩序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5年重返白宫,可能标志着美国精心构筑的全球秩序体系开始土崩瓦
解。这套被称为“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体系,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八十余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客观而言,这一体系既由美国主导创建,也主要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这套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其理论基础最初源于乔治·F·凯南
(
George F. Kennan)
那篇举世闻名的8000字长电报,随后他又以“X”为笔名,于1947年7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战略构想。
始于马歇尔计划,美国在1948至1951年间向16个欧洲国家慷慨解囊,提供了高达133亿美元的援助
(按今日币值计算约合1500亿美元)
。二战结束后的十年间,美国于1945年主导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双子星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分别肩负起平衡国际收支与提供发展援助的重任。到1948年,美国再接再厉,领导成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该协定后来在1995年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取而代之)
。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个集体防御性质的军事同盟应运而生,其核心是通过第五条款
(即“一国受攻击视为全体成员国受攻击”)
,为欧洲盟国提供了美国的隐性核保护伞。然而,时至今日,美国是否会信守其北约承诺,已经扑朔迷离。这种情况与美国对世贸组织的态度如出一辙——过去十年,美国通过拒绝委派代表参与世贸组织仲裁小组,使这一机构形同虚设。
特朗普重返白宫可能揭开国际关系的新篇章,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将与过去八十年建立的国际纽带背道而驰。
这种历史关系的转变预示着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将面临重大调整,国际政治棋盘或将重新布局。
最为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及美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上。美国与传统盟友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层面。
首先,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肩负着全球防务的重担,这无形中为欧亚盟友释放了大量资源,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经济腾飞。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过去半世纪陷入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失衡的泥潭。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无异于让盟友“坐享其成”,因此正积极寻求美国盟友在军事开支上做出更大贡献。不言而喻,欧洲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将为美国军工产业和整体经济带来高达5000至8000亿美元的巨大经济红利,堪称雪中送炭。
特朗普经济政策的另一个核心支柱是解决美国积重难返的贸易赤字问题,其政府将贸易失衡归咎于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坚信通过关税手段可以纠正这种失衡状况。
这一强硬策略已从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起步,而随着2025年4月全面贸易审查的临近,一揽子更为广泛的新关税措施也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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