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巴为何总能从战争边缘回头？起底不为人知的三种和平逻辑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5-1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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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巴和平进程梳理

1947年6月3日，英国驻印度末任总督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发表全印广播电台讲话，也就是著名的《1947年6月3日声明》，也称印巴分治方案；同年7月18日英王正式批准《印度独立法案》。在此基础上，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于1947年8月14日和15日获得独立。分治以来，印巴通过问题解决式谈判和后战争式谈判两种方式维护了冷战时期44年（1947-1991）中近41年的相对和平状态；继而又通过和平对话式谈判及冲突协调式谈判两种方式实现了冷战之后10年（1992-2000）中9年多的相对和平状态；最后通过全面对话式谈判和冷对峙式处理两种方式维持了新世纪以来的23年（2001-2024）中20年的相对和平状态。

（一）印巴构建和平的六种方式

分治以来的77年，印巴实现了70年的相对和平，主要是通过问题解决式谈判、后战争式谈判、和平对话式谈判、冲突协调式谈判、全面对话式谈判、冷对峙式处理等六种方式。

一是问题解决式谈判。印巴分治初期，双方延续了分治前会议谈判解决分歧的方式，就分割英印遗产、河水资源分配等问题进行了主动谈判。英印遗产分配问题主要涉及英印遗留军产分配、分治导致的迁徙人员的财产清算、英印遗留的卢比现金分配、应对卢比贬值以及旁遮普一分为二后的边界安宁等五个方面。譬如，印度时任国防部长巴尔戴夫·辛格（Baldev Singh）兑现了“将应分给巴基斯坦的那份资产交付给它”的诺言；1956年1月，双方同意移交两国撤离人员的银行存款和保险寄存；在甘地的干预下，印度储备银行于1948年1月17日付清了英印遗留40亿卢比现金中应分给巴方的所有7.5亿款项；双方于1951年2月25日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边贸易摩擦和印巴紧张关系；1960年9月19日，在世界银行帮助下，双方在卡拉奇签署了《印度河河水条约》，大体上解决了印巴在河水分配问题上的激烈争执。美国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得知印巴就河水分配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时曾表示：“在如此令人沮丧的世界里，唯一值得我提到的一抹亮点就是印巴之间有关印度河水问题的圆满解决。” 总体而言，这种和谈是建立在印巴实力极度不对等基础上的，印度占据较大的主动权。

二是后战争式谈判。印巴双方因为立国思想、恐怖主义、领土争端等核心问题先后爆发了三次战争。不过，双方始终是边打边谈，通过战后谈判的方式稳定了局势，构建了战后式的和平。譬如，第一次印巴战争，从1947年10月28日印度出兵克什米尔到1949年初实现停火再到1949年7月签署《卡拉奇协议》，期间进行了多次争取和平的尝试。《卡拉奇协议》对克什米尔地区实现了分割，划定了双方的停火线，决定了印巴几十年来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基本格局，该停火线也基本成为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实际控制线，维持了16年的相对和平。再如，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之前，印巴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先后进行了六轮会谈，尼赫鲁仿照欧洲共同体的发展模式，提出建立“南亚联邦”，为印巴和平合作提供前景。战后，在苏联的斡旋下，双方于1966年1月10日签署了《塔什干宣言》，维系了之后6年的相对和平。又如，第三次印巴战争，战中和战后都出现过和平努力。1972年7月3日，双方签署《西姆拉协议》，印度遣返了巴基斯坦93000名战俘，归还了所占领的西巴基斯坦领土。《西姆拉协议》成为印巴两国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一个范例。

三是和平对话式谈判。 20世纪90年代，印巴努力调整周边外交战略，增加了经济外交分量，希望以和平对话来增进相互依存度，缓和矛盾，促进和平。印度“古杰拉尔主义”也随即应运而生，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性事件有两个。

首先，1997年两国总理在马尔代夫首都马累举行对话，并发表了《马累声明》。本次会谈取得了6项主要成果，包括：在印巴两国总理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建立由外交秘书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研究解决克什米尔和其他问题；释放被关押在两国的400余名渔民（印度渔民约190名，巴基斯坦渔民约220名）；采取措施鼓励扩大民间交流；两国外交部互不发表挑衅性声明；1997年6月举行外秘级会谈。

其次，1999年，印度时任总理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对巴基斯坦开展“巴士外交”，并发表了《拉合尔宣言》。除了签署《拉合尔宣言》《联合声明》《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备忘录》等成果外，双方通过闭门谈判还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了私下沟通，在三个方面取得了一致：承认克什米尔地位未决；双方必须在21世纪结束之前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初步谈判须通过平静的“后门”外交谨慎进行。参照巴-以奥斯陆谈判模式，谢里夫总理（Nawaz Sharif）和瓦杰帕伊总理一致同意，各自选择一位特使，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面对面谈判。对话式的和平是印巴主动列出问题、主动商谈出路、主动延续和平之举。但该种方式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未能有效持续。

四是冲突协调式谈判。冷战后的9年间，印巴积极通过协调的方式缓和并管控数次危机，维护了印巴双边相对和平状态，协调比较成功的案例有两个，其一是1998年的印巴核试爆，其二是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在1998年印巴核试爆后，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客观上促使印巴保持了相对克制，中、美等大国都谴责印度，中国严正驳斥了印度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美国依据《防止核扩散法》，宣布对印巴进行经济制裁，客观上加速了印巴核危机的缓和进程。印巴随后自主采取了缓和危机的措施：1998年6月10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暂停核试验；1999年8月，印度公布国家核战略，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规模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引起“多米诺骨牌”反应，没有继续恶化印巴双边其他方面的矛盾，冲突紧张局面在2个月后得到了较好的管控，主要原因是印巴之间始终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接触和克制，中美在其中的协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该种方式的弊端也很明显，因为冲突协调的结果多是临时性的安排，虽然可解燃眉之急，但有时也可能是饮鸩止渴的做法。

五是全面对话式谈判。新世纪头十年，印巴基本以对话和谈为主基调，先后开展了7轮（2004-2008年5轮，2011-2013年2轮）全面对话，取得了不少程序性的、机制化的成果，如：双方敲定争端以八大议题为框架，并在排序上达成一致；同意以机制化的秘书级会谈形式开展新世纪“全面对话”；同意以定期专家组举行会议的方式对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在信任措施建设方面取得不少成绩，克什米尔问题的信任措施建设尤其意义重大。

六是冷对峙式处理。自2013年第二轮全面对话失败以来，印巴关系实质上进入了停滞的状态。然而，虽然印巴不启动全面对话，但也努力管控矛盾不升级为重大危机或者战争。2013-2018年，双方通过领导人就职庆典、国庆日、独立日、多边机制会议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试探性外交接触。自从2019年莫迪第二次当选总理之后，印度搁置了印巴接触与缓和的努力，但印巴也较好管控了2019年印控克什米尔普尔瓦马地区（Pulwama）自杀式袭击事件和2019年8月印方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带来的印巴新一轮危机。在2019年印巴危机中，双方更多采取的是政治和外交手段，并未真正上升到以军事手段为主的战略层面。因为此次危机中，莫迪主要目的是借对巴强硬姿态以赢取5月份的大选；而巴基斯坦军政双方并未做好准备，并不想将此次危机升级为常规战争，巴军方很快归还了被俘的印方飞行员，同时宣布关闭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激进组织的办公室；10月初，巴军还阻止了民族主义抗议者越境进入印控克什米尔，巴时任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表示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与印度开展对话。总的来说，2019年以来印巴双方逐渐使用“对峙+冷漠”的冷处理方式替代了之前的接触性方式。

（二）印巴和平议题现状梳理

印巴和平议题是一个逐渐丰富、机制化的过程。从印巴分治开始的克什米尔议题、乌拉尔大坝议题、塞·克里克湾议题，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突出的锡亚琴冰川议题、恐怖主义和毒品议题，再到21世纪以来比较突出的信任措施建立议题、友好交流议题、经贸合作议题，最后形成了当前印巴和平进程的八大议题框架。本文将其分为信心建设型议题和争端解决型议题两大类。其中，争端解决型议题包括克什米尔议题、乌拉尔大坝议题、锡亚琴冰川议题、塞·克里克湾议题，信心建设型议题包括信任措施建立议题、友好交流议题、恐怖主义和毒品议题、经贸合作议题。但印巴以前述六种方式推进八大议题上的谈判，效果并不好。单纯从“手段-目标”维度上看，印巴推进和平的六种方式产生的背景基本趋同，都是在印巴出现冲突甚至战争的情况下产生的，其目的更多是聚焦于短期的危机管控，而非长周期的永久和平。因此，印巴维系和平的总体效果不佳，八大议题和谈质量不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