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涛：无论怎样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切不可离乎这个“道”（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作者：黄福涛（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

来源：一读EDU——关于教育，一读便知。

2019年刚刚过去，让我们跟随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的笔触，一起回味下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

2019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是高等教育扩招20周年，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20周年。在这一年，我国高教发展和变化与前阶段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呈现出新的变化，既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存在不少问题。

以下，在勾勒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变化和成就基础上，列举一些相关问题与面临的挑战，最后概括今后我国高教的可能发展趋势。

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高教规模继续保持扩大。按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在校生人数达2831万人，尽管毛入学率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毫无疑问，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由于201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已有1031万，近年来高考实际录取率达到了80%左右，加之“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9年扩招100万人，那么，虽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但如果上述数据属实，且扩招政策按计划顺利实施，按照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大众和普及化”三大阶段模式，从理论上推算，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就将开始步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自身内部等许多方面都将发生许多重大变化。

就这个意义而言，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实现了质的转变。

其次，自2016年“双一流”高校建设实施以来，2019年进入“双一流”建设的高校迎来了中期评估。从结果来看，不仅所有高校通过了评估，绝大多数高校还都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至少从评估方或政府相关部门来看，所有高校都实现了预期的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双一流”建设至少没有出现重大问题或失策。

此外，如果全球主要大学排名榜可以作为衡量各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质量或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就也可从另一侧面说明我国高校中至少研究型大学的质量继续保持提升：根据2019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在全球领先的500所研究型大学中，中国内地有58所高校，较2018年增加7所。从全球排名来看，清华大学较2018年上升2名，排名世界第43；北京大学较2018年上升3名，位居世界第53；上海交通大学首次跻身世界百强，位列世界第82位。

本文作者黄福涛教授

第三，教育部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本科教育的投入，努力提升本科教育课程与教学的质量，特别坚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前提与基础。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出台并实施了比较具体的改革方案。

例如，为了继续推动高校本科教育质量提升，教育部在4月颁发了《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在10月又提出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尽管这些通知和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贯彻实施，特别是在今后本科人才培养方面成效如何，尚不得知，但这些举措至少说明，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教育部始终在重视本科教育课程和专业的建设，并积极推动高校本科教学活动的改革。

第四，教育部首次实施了职业教育的“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计划。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197所高职院校入选。在某种意义上，这项计划，也是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学科以及强调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和改革教学活动的同时，另辟蹊径、独具创新地针对专科高职学校提出的“双一流”建设项目，目的在于为我国乃至于世界职业教育提供高水平发展的样本。

与此相关，教育部还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即“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从2019年开始，从10个左右职业技能领域开始，以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为主，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进行试点。这无疑对推动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

最后，从8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来看，政府进一步要求高校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

在此指导思想之下，与以往相比，我国高校着手进一步整体规划思政课课程目标，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统筹推进思政课课程内容建设，加强思政课教材体系建设。

例如，根据上述《意见》，在教学方面，所有高校在博士阶段必须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本科阶段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专科阶段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此外，各高校还需要重点围绕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

在科研方面，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等设立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开展思政课教学重点难点问题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等研究，逐步加大对相关课题研究的支持力度。各地也要参照设立相关项目并给予经费投入。

存在哪些问题？

不言而喻，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以及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也存在不少比较突出的问题。

其中，有些属于老问题，是近年来高教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延续存在的，有些则是新出现或可能影响今后高教进一步发展的新挑战。

首先，与海外很多国家、特别是英美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规模扩大或大众化，还是重点大学的形成或一流大学的建设，都既非高教按照自身逻辑自然发展的结果，更不是市场调节的产物。

此外，很多发达国家的高教发展经验还清楚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尤其是国家或政府制定重点资助和发展极少数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加速高教体系的垂直纵向分层化，而相对忽视水平多样化，从而导致高度层级化高教体系的形成。

与英美、甚至日本相比，至少在资源配置上，我国基本上还是以政府为中心制定发展规划或建设方案，中央及各级政府对高教数量的发展和质量的提升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2019年发布的政府文件或通知及意见等类似文件中，似乎也没有多少涉及到政府制定了进一步改善或改变地区间不平衡问题、改善或改变高校身份固定化，特别是不同类型高校办学定位趋同化等方面的改革或建设方案。

其次，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中期评估结果来看，由于是否继续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极大影响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引进、毕业生就职、后期来自政府的支持力度，高校在学术界、社会、乃至于国际上的声誉，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的定位与未来发展，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对“双一流”评估比较谨慎。

但严格来说，2019年的中期评估至少没有完全和清晰地反映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制定的“能进能出”和“动态调整”原则，而且从总体上来看，针对接受评估高校所提出的改进意见也不多。

第三，近年来，尽管我国出台了不少有关科研诚信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制度，但2019年仍有质疑我国某些顶尖科学家有关学术诚信问题的报道相继出现在《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等国际学术刊物上。

例如，N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C教授数十篇发表在Science等国际刊物的论文被疑异常。原T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P教授则被指论文造假。目前，虽然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尚未公布，但从已有的相关报道来看，这些针对顶尖科学家的质疑至少在2019年一段时间内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热点。

虽然往年也有类似问题发生，但与H省H副教授等年轻普通科研人员不同，如果顶尖科学家的确存在学术不端和科研失信行为，但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理，必然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高校的公信力、甚至中国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在国际上的学术诚信，当然更不可能在国内形成良好的学术生态，构建有助于实现教育强国的科研创新制度。

最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近年来高教改革的重要一环。其中，也包括大学章程。各大学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制定大学章程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手段。尽管教育部在2014年7月审议通过了上海某知名大学的章程，但在2019年12月，教育部关于同意该大学章程部分条款修改的批复却引起了较大争议。人们的主要争论点在于，原章程中所有涉及“独立”、“自由”等语句均被删改、替代。

如何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大学的同时，兼顾大学的自主办学等理念，可能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需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未来趋势是怎样的？

如上所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像近几年一样，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也根据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出台实施了不少新的政策与举措。仅仅关注2019年高教的变化显然无法准确预测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但有些发展趋势是明显的。

例如，首先，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从宏观层面来看，高等教育与政府和社会及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或需要做出调整；在人才培养、经济建设、科学研究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伴随着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职能的多样化，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分工与扮演的角色等将更加明确。

从微观层面来看，有关院校的办学理念、水平、特色和存在的意义等将更加强调问责制，也更加透明化。由于接收高等教育生源的变化或多样化，高等教机构内部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等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当然，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在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将会陆续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其次，与以往相比，至少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似乎会更加强调党对高校的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将会日趋加强，思政课及其教学人员等将成为高校最受重视的内容和群体，相比较其它学科，自然会享有更多的资源或更好的待遇。

第三，在政府着力建设少数“双一流”高校的过程中，直接对应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毕业生就职的专业教育，特别是专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将得到极大的加强，它们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继续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主要载体，并逐渐构成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主体。

简言之，强调政治性、职业性，或强调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成为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突出特征。

结语

建国后7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但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和挫折，甚至某一时期还出现了关闭高校的现象。

在人的一生中，按照孔子的说法，“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味着顺从心之所欲而不逾越法度。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经历了70年风风雨雨的我国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今后，再谈及防止出现类似文革时期高等教育所遭受的摧残与破坏时，似乎也可以将其解释为，无论怎样变化或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切不可离乎道——这个“道”不是仅仅根据政治需要发展高等教育，而是依据20年前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办学。

作者简介：黄福涛，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终身教授，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Higher Education 和A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学术刊物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成员，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国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课程设置与开发、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评估、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等。用中文、英文和日文三种语言在国内外重要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经常受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主办的国际会议，以及国内外著名大学作专题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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