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特立斯在《纽约时报》做了十年记者，他的报道是参与式的。1971年，他决定写一本关于美国的性开放的书，按照他的路子，就要亲身体验一下各种开放的性行为。所以，他除了在法庭旁听了淫秽案审判，采访色情杂志的编辑，还亲身经历了一场“性世界里的奥德赛”，去按摩院历险，在换妻俱乐部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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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大师》剧照
经常去按摩院后他发现，女性不喜欢花钱消费男色，“虽然富婆确实供养小白脸，但主要是把他们当做护卫或儿子，而不是情人。很少有女人会对着陌生男人的裸体照片自慰，不管男模有多英俊，多有天赋。在鸡尾酒聚会的社交场合，或许寻求办公室恋情的过程中，发起者几乎总是男人，而抵制者几乎总是女人。一位婚姻治疗师解释说，女人拒斥陌生人的性器官，一般异性恋女人不喜欢和没有亲密感或兴趣的伴侣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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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人之妻》封面
特里斯这部《邻人之妻》写了九年，写了五百多页，1980年出版后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攻击，但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位列第一，他拿到100万美元版税，电影改编版权又卖了250万美元。
五十年代，性革命之前，美国的清教徒氛围浓厚，许多书被列为禁书。“在美国第一本被禁的色情读物是插图版的英国小说《欢场女子回忆录》，又名《芬妮·希尔》，约翰·克莱兰所著。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妓女的社交生活和性生活，1749年在伦敦出版，1821年在马萨诸塞被禁。最早买了这本书的美国人就有本杰明·富兰克林。殖民地时期在美国领导者的私人藏书里发现有性方面淫秽的书，如奥维德、拉伯雷、乔叟和菲尔丁的书，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因为当时能读书的基本上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文学审查并不像后世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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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封面
到50年代末，《花花公子》发行量达到每月100万份时，美国人对于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更加宽容了，“在这个弗洛伊德式的时代，美国人更加开放，大胆承认自己的需求，随着自动化的普及和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寻求享乐。新开发的避孕药备受女性期待。从法国传入的比基尼泳衣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海滩上。报纸上会讲述某些城郊社区里换妻俱乐部的故事。全国的点唱机都放着猫王摇晃胯骨的音乐。”
1960年11月，美国选出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43岁的肯尼迪。“据一位与他熟络的记者说，他做爱就像在游泳池里游个来回那样轻松自如，对他而言，性交并非纠缠不清、复杂沉重的承诺，是纵情享受纯粹的欢乐，是项健康的运动，能消除紧张情绪，产生真正活着的愉悦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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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封面
《花花公子》创办人海夫纳翻阅艺术书，研究大画家们如何再现裸体，达芬奇、拉斐尔、提香、鲁本斯、安格尔、雷诺阿等等，他们的画是艺术，“但是什么被提升为艺术，什么被贬低为淫秽，在不同时代总是根据受众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大博物馆里悬挂的裸体艺术是专为贵族和上流阶层创作的，但杂志里的照片是为街上的一般人印刷的，他们的博物馆就是街角的报刊亭。”
美国各地出现了所谓的按摩院，“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特里斯说，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可能染上病的勾当。“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
特立斯说他写的是普通的美国夫妇，但是他描写的一些性解放的先驱，办色情杂志的、玩开放式婚姻的，应该属于少数。大胆的革命过后，人们的生活恢复风平浪静，“虽然性解放在社会和科学方面带来许多变化——避孕药、堕胎改革、对审查制度的法律限制，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最爱读的书仍旧是《圣经》，忠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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