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劳动”的诗学》走进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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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即从中国古汉语中借用了“勞動”一词的书写形式，以“労働”作为“ labor ”的翻译术语，并进一步系统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文本中。从 1895 年开始，这一日语外来词“労働”又以回归借词的形式作为“ labor ”的对等词回到中文语境中，通过翻译传播开来。但此时“劳动”还并未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起某种固定的对等关系，“勤劳”“劳作”仍作为可替换的表达和术语与“劳动”交替出现在相关语境之中。 1900 年后，“劳动”开始进入一些复合结构如“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动组合”“劳动法”“劳动力量”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仍是从日语中直接搬用词形的外来词，但在报刊传媒中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 1901 年《清议报》中已出现“劳工”的词汇， 1902 年《大陆报》已有关于“俄国学生及劳动者之反抗政府”之“外国纪事”的报道。 1903 年，随着三部日文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中译本在上海广智书局的出版，“劳动”开始获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系统语义与用法。

在“劳动”概念真正进入中国现代公共知识领域的过程中，“劳工神圣”具有事件性的意义。 “劳动”的价值在这一口号的传播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这一时期驳杂的社会改造思潮也构成了这一口号背后纷繁的思想资源。蔡元培所谓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李大钊虽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此时也是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提出：“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他们力图打破体力与脑力的界限，注重新生活实验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流行，主导了一代激进的知识者与文学者的社会想象，也构成了“劳动”概念最初的内涵，甚至进入到新文学自我建构的表述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新村运动”和“工读互助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个体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实验中，在试图重构“劳心”与“劳力”之关系的努力下，“劳动”观念开始显现出其实践性的面向。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 “ 劳动”观念在 20 世纪获得了一次“现代意义的跃迁”，并逐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建制上的实现。 这在社会史的根源上正是“现代化过程中新的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 20 世纪社会革命中广泛的社会动员的观念产物”，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文化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 1930 年代的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资源的“劳动”观念得以形成。在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并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之后则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将“劳动”发展为价格与价值理论以及生产要素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基于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产生的“劳动”观念，在“劳动”与主体、价值和历史的创造之间建立起关联，也使“劳动”“阶级”“斗争”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平等”等概念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观念谱系”。更重要的是，也是在左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劳动观念真正开始与社会改造实践相结合，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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