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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布迪厄这里，习性是一个具有某种能动性的概念，习性会引导着行动者根据自己拥有的资本在社会空间中进行占位，也就是寻找适合自己的位置，设计自己对于教育和未来的立场。布迪厄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无意识过程，他称之为“诸多客观可能性的主观期待”( subjective expectation of objective probabilities) 。文化遗传的重要性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排他性的占有甚至毋须一定要排斥他人，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 正是那被排斥的人排斥了他们自己……这些决定因素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察知，从而迫使那些主体根据它们，换言之也就是根据其社会类别的客观未来，来做出决定。”主观期待无非是客观条件内化的产物。尤其对处于从属阶级而言，他们表面上看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实际上却是被迫服从自己的客观命运: “导致一个人辍学的主观期待，直接取决于决定了与其类别相吻合的成功的客观机会，所以必须考虑有助于激活种种客观机会的那些机制。”被支配阶级甚至由于对自己的悲观未来有清醒的认识，以认命的态度放弃了挣扎，帮助统治阶级实现了对自己的统治: “因为处在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自己的命运洞若观火，而对其命运有以至此的途径却浑然不知，从而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命运。”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如果受支配阶级不是自我贬抑，自认“这可不是我们这种人玩的游戏”，那还能怎么样? 他们也许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心理准备投入惨烈的拼搏，谋求极为罕见的成功机会，而更为常见的则是惨遭直接淘汰出局，成为遍体鳞伤的失败者。
要之，当教育系统将社会区隔转化为学术区隔的时候，它也就将社会区隔合法化了，也就是说，通过在技术中立性掩盖下所强加的认知分类，教育系统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分类。教育再生产通过文化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再生产的功能。也就是说，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强化了而不是消除了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由此，教育系统将现存秩序合法化。布迪厄写道: “作为体制化了的分类者，教育系统自身乃是客观化了的分类系统，以某种变形的形式再生产着社会世界诸多等级秩序。教育系统的诸多分野通过‘层级( level) ’对应着社会阶层，而由专业和学科所构成的教育系统诸多分域则折射着无限的社会分域，诸如理论与实践、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对立。教育系统将诸多社会分类转变呈现为客观性表象的诸多学业分类，并构建了等级秩序，这些秩序并没有被经验为纯粹技术的，因而也是不公的、片面的等级秩序，而被经验为总体的等级秩序，植根于自然。因而社会价值被视同为‘个人’价值，学术尊贵也被视同为人类尊贵。”被剥夺者由于将学校的分类系统视为当然的、普遍的系统加以接受，意识不到这些合法分类背后隐含的社会意义，意识不到自己的被剥夺。因此，教育系统不仅仅不是解放的力量，反而作为一台巨大的认知机器，变成了将社会不平等合法化的工具，它乃是彻头彻尾的保守势力。教育民主化规划的设计者深信，通过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社会不平等可以得到逐步消除，因而受教育程度高于自己父辈的人，应该获得比自己父辈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实际情况是，拥有高等学历的人越多，文凭的价值也就越会贬值。这样，产生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总体位移，而各社会阶层的区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学术人》中，布迪厄分析了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原因。就学生而言，由于文凭的急剧生产，导致虽然拥有与上一代人同样的文凭，却未必能与他们那样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同样的岗位: 因为在就业市场上，文化资本往往只有借助于社会资本，其符号利润才能获得兑换，文凭贬值对上层阶级并不构成重大打击，他们即使学习成绩不好，一样能够谋到金饭碗，而广大缺乏社会资本的中产阶级学生则不然，他们必然饱尝期望落空的苦涩; 就青年教师而言，由于某些突然增长的暴发户学科允许他们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教师的行列，但是发现他们处在教育体制等级系统的较低层级，社会地位并未获得抬升，所以也跟学生一样，由于文化资本无法兑现成社会资本，难免怨怼忿恨。因而巨大的心理失衡感乃是青年师生造反的深层原因。
当布迪厄从权力场的逻辑来对法国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经验研究的时候，我认为他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分析视角: 其一，他侧重研究了作为国家暴力的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垄断着特定符号资本( 例如文凭) 的生产、分配和转换的; 其二，他讨论了政治—经济的逻辑如何影响教育系统的内部运作，并进而威胁高等教育场域的自主性。
布迪厄首先把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育系统作为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的机构来加以分析。提到国家的合法暴力，我们总会想到军警、监狱、精神病院、政府机关、收税员等，但国家也出现在我们的目光不会留意的地方，或者，用布迪厄的一位美国追随者华康德的话来说: “更准确地说，正是在我们既不会期待也不会怀疑的空间和时间里，国家才能发挥最强的效能和影响。”学校并不是一个有利于社会互动的地方，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象牙塔，它把自己的任务定义为提升思想和语言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独白的封闭系统。它通过一定的区隔原则让自己成为一个排他性的神圣所在: “学校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法庭: 通过设立边界，将那些在经受了学校的所有重要考试之后被选拔出来的人与普通人区分开来，这样，学校就建构了一个精英群体，并且通过分离行为，赋予这个群体通常只属于神者的一切特征。”高等教育体制不仅使得学术世界与社会世界区隔开来，而且还使得教师与学生区隔开来。区隔策略包括采用诸多不同类别的仪式，例如开学或毕业典礼，穿着特殊的服装; 在师生之间设置讲台，使他们产生距离，教授们频频出现的出格古怪言行显示了大学与社会的不连续性; 采用与日常语言迥然不同的学术语言，而这些学术语言并没有确定的标准，不会得到明确解释，学生无法娴熟地把握种种概念术语，而考试制度的设立正好为学生的出乖露丑提供了一个机会。要之，学生的注定失败可以理解为教育体制让自己得以神化的区隔策略。
教育系统之体现为国家暴力，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垄断了文凭或证书的授予权。文凭或证书确立，指认了一种本质，它乃是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文凭或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信誉称号。学校精英就是国家精英，国家就好比中央银行一样，为教育提供最终的符号担保。学业头衔类似于贵族爵位，两者均具有稀缺性，均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不过封建贵族强调土地与血缘，资产阶级精英则得益于会考和文凭，所以他们强调才能与天赋，并以此证明自己获得社会成功具有正当性。看上去两者相差巨大，但实际上，贵族将财产和土地传给子孙，与资产阶级透过教育机制来将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社会再生产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只不过前者是公开的形式，后者是隐蔽的形式。布迪厄写道: “学业称号的等级越高，它就越倾向于作为贵族封号或爵位起作用，因为这些封号、爵位能够一劳永逸地免去其持有者的麻烦，他们无需拿出证据，无须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能力; 同样，学业称号的等级越高，它在分类争夺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分类争夺的关键问题主要是优先权的选择问题……”学业头衔其实不只是简单地证明了其拥有者具有与其固有专业相称的学术能力，它还溢出特有的专业领域之外，犹如金银那样的硬通货，具有相对永恒的普遍价值。它为拥有者提供了整个劳动市场需要的通用入场券，确保社会行动者获得了独立于市场劳动法则之外的相对自主性，也就是使得被支配者要求雇主根据这些学业头衔来确保自己的劳动售价与社会身份，最后，“随之而来的是，在通过学业分类严格等级化了的空间里，所有的职业都被纳入了文凭的通用标准，即便对于传统的继承方式来说最不合理、最无人问津的那些职业。”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两方面: 其一，布迪厄这里揭示了一种倒果为因的社会炼金术。本来应该是具有相应的能力才能获得相关文凭证书或者学业头衔，而事实上，获得它们倒过来变成了其拥有者具有相关能力的证明。此之谓国家魔法，无法与之争辩，不存在上诉法院。其二，由于相关的学业头衔具有一般社会价值等价物的赋值功能，它可以使得学校不仅仅垄断了学业头衔的授予权，而且由此授予过程( 包括诸多隆重的仪式) ，以及一系列区隔过程( 前述与社会世界的区隔，师生之间的区隔) ，实质上也是自我神化过程，学校也构建了神圣群体，使得某些人成为国家精英，使得他们成为某种社会品德或者某种能力的合法垄断者。由此，教育系统参与了事关国家大计的对于符号暴力的合法垄断，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奠基性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