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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方面的因素可能对投资回报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传统的财务分析和技术估值之外，通过评估ESG因素，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评判投资中潜在的风险和机会。
引入ESG评估标准对社会发展固然有利，从概念上来说，ESG投资的主要目的还是财务回报。
目前，很多投资决策中会考虑ESG因素，比如规避ESG风险，不投资于烟草、枪支等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行业。
有些积极的投资者会寻求ESG投资机会，比如新能源，或者传统行业的环保升级改造等。
说到对社会发展有利，投资领域还有一个新概念--影响力投资。
招商银行前行长，现任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对此甚为推崇，称之为“义利并举”和“金融人的新机会”，并强调“影响力投资比纯粹的公益更可持续”。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将影响力投资定义为“通过对公司、组织和基金的投资，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可以衡量的积极影响力。
” 和ESG投资不同，在影响力投资中，产生正面影响力是必不可少的。
而如何评估这种正面影响力在投资业界是一个新命题。
德太投资（TPG）旗下的影响力基金睿思基金（Rise Fund） 提出了影响力评估概念--impact multiple of money (IMM)，这一概念专注于私募投资领域。
评估要求以严谨的研究为核心，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估算公司核心产品带来的正面影响，并以美元为单位进行量化。
睿思基金的IMM投资门槛是-每1美元投资带来的正面影响力不低于2.5美元。
要说影响力投资离我们也并不遥远，睿思基金已经在中国市场完成了百度金融和中和农信两笔投资。
“义利并举”的使命感无疑是可敬的，资本的力量也很强大。
通过适当的投资决策，为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带来积极的影响力，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在带来正面社会及环境影响力的同时，确保良好的投资财务回报，这样两全其美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可以完全实现吗？
投资VS回报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发布的2019年影响力投资者调研报告指出，投资者将超过75%的影响力投资投向私募股权/债务资产类别。
由此可见，影响力投资的主战场在私募基金投资领域。
那么影响力投资的收益是否更为出色呢？
加州大学的三位教授（Brad M. Barber，Adair Morse，Ayako Yasuda）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的论文，研究对象为私募领域中的风投基金。
论文摘要中写道：
“简而言之，与传统风投基金相比，影响力风投基金的内部报酬率（IRR）要偏低4.7%。
” 即使风险投资的内部报酬率多在30%左右，投资时间跨度为7-10年，影响力基金在财务回报上的逊色也不可忽视。
论文中因此提出了一个WTP(willing to pay)概念--为实现社会或者环境影响力，投资机构愿意放弃多少投资收益。
研究者将投资机构分为10个类别，其中发展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社保养老金这4类投资机构愿意让渡部分投资收益以确保实现影响力，也仅限于3.4%（IRR）。
研究表明，具有使命感的机构WTP相对比较高。
可见，要践行“义利并举”中的“义”不是件容易的事。
Jed Emerson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担任影响力金融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影响力投资长达30年，他看待影响力投资的角度更为不拘一格。
“千万不要把影响力投资看成一种新的投资类别，这只是审视投资的一种视角。
” 在他看来，影响力投资适用于任何投资类别。
哪怕是现金，也可以存入社区银行，通过实现对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产生影响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投资的社会或者环境“影响力”未必容易计算，遑论标准化。
Jed表示，环境影响力的引入不过30-40年的历史，未来20-30年内“影响力“的核算会继续发展，更为标准化。
除了私募基金，在公开证券市场择股投资，无疑将产生影响力。
Jed Emerson在题为《影响力投资手册》（The impact assets handbook for investors）的书中，提到了在公开证券市场开展影响力投资的三个层次：
ESG负面清单，引入ESG 衡量标准（ESG integration）和维权投资者（Activist investor）行动。
可见，在此领域中，ESG投资和影响力投资的界限或许有点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