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房子似乎成了年轻人去大城市发展最大的包袱，更是投资客们争夺的肥肉。以至于雄县公安局专门派出去了一辆车，车上挂着大喇叭循环播放“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环绕着县城几个热闹地点转悠。
炒房团闻风而动，有人连夜上了高速，从北京、天津、浙江和广州开车过来，高速路口堵了一层又一层。人们交口传颂着这样的故事：有个老板带着7200万现金，一口气买下了八层楼。谁也说不清消息的真假，但都在心里盘算着自己手里的筹码：一个服装店的老板有套200平米的房子，他心里的要价是600万，按照雄县此前的房价，这个价格足足膨胀了十倍。
炒房团彻底扰乱了小城的节奏，新政发布的第二天，各大售楼处就被贴上了封条，专门发布本地商业信息的《雄县人周刊》被告知，不能再发卖房的消息了，办公门面上用作宣传的两个“房”字都拆了，空出来两块光溜溜的墙面。隔壁的房产中介也被查封，楼内的东西都搬完了，连招牌都没剩下，只能从积灰的情况隐约看出个“贷”字。
这也并不能阻断房屋的交易，即便规定房屋不能过户，人们也开始在私下签协议，等着房产冻结一放开就马上过户。王谦半个月前刚兼职干起了房产中介，立刻就赶上了好时机：在新政发布的几天内，他出手了三套房，每套都能从中抽成1.5%，不到100个小时里有近10万块入账。而他的本职工作——影楼的学徒，每天要修1000张照片，老板开出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块钱。
张洁第一次感觉到房价疯了，攒了十几年钱，终于在今年攒够了30万，原计划清明节把外面的欠债收回来，交全款在县城里买个房子。消息刚巧在4月1日发布，西方的愚人节，张洁的第一反应是，“国家跟咱开玩笑呢！”
当然，没人和她开玩笑。她的房子就像个肥皂泡，看着清清楚楚的，等伸手去抓，“啪嗒”一声就破了。
看不见的手
这几天，李薇接待了好几波看房的人。得知建新区的消息，她刚开始挺高兴，可没两天烦恼就出来了，先是听说炒房的来了，一平米给弄成一两万，后来又听说不让人呆着了，所有人都得离开故土，“家家闹得乱糟糟的。”
“国家不会亏待大家的，”王谦告诉他二姨，二姨是雄县葛各庄村民，几天来听了各种传言，有个言之凿凿的消息说，到时候拆迁赔房子按照户头赔，一个户头赔一套。她带着户口本就进了县城，非得把闺女的户口迁出去，这样他们算两个户头，能给两套房赔偿。当然，户口早已冻结了。
除了房产买卖和户口，婚姻也随之冻结了，一切可能带来投机渠道都冻结了。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乱了，葛各庄村里还有几个盖了一半的房子，砖头、砂石还堆在地上，水泥车停在一旁，车里的水泥干成了块儿状，搭了一半的房子框架立在地上，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了。
雄县的店员王焕，趁着清明假期开车回老家，结果回来的时候就被赌在了路上——本来20分钟的路程，硬是堵了两个多小时。王焕最不喜欢大城市生活的地方，就是觉得那里快节奏、压力大、还堵车。她去过深圳，那边的人走路都比雄县人快，晚上12点多了还有人在加班。这几天，外地人涌入雄县，她觉得那些人“叽呱叽呱的”，整个城市跟着闹哄哄的。她也不想搬进去楼房，比起自己的院子，“楼房显得特别拥挤。”
王丽在白洋淀开了12年的农家乐，2007年白洋淀被立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趁着政策的热潮，她的农家乐也迎来了大批的客人，全家人也终于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新政一出，国家给了每人三万块钱的租房费，先出去租房子，到时候这些农家乐全都得拆了，一起搬走。她不想走，可是手机里的地图都已经更新成雄安新区了。
人们在百度贴吧里讨论“雄安新区原住民怎么补偿”，贴吧里面贴了好多真假难辨的照片说是政府的文件。有人说政府到时候买地，一平米只给几千块钱，也有人说，隔壁村子的土地20万有人买还不乐意，非得50万才卖，还有人说以后雄安要成了“哑巴城”，所有人都不让住了。
在足够权威的政策出台前，担忧的人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捕风捉影，试图从那些真假难辨的政府文件里找到自己的出路。
小县城的规则
小城有着自己的规则：县政府广场上，贴着马路的小摊贩都没事，但是一旦再往前一步就要被取缔；开着几年没车检的车出门被交警逮着了，300元的红包就能应付过去；读完高中就辍学打工的郭磊，消磨时间的办法不是游戏、动漫，而是日复一日的练散打：在小城里，一身力气比什么都重要。
郭磊加入了四个帮会，规模最大的一个有80多个人，帮会里最重要的就是兄弟情义：有次郭磊出门不小心把一个人撞了，对方嚷嚷着要打他，结果他把消息发在兄弟会的群里，不到5分钟，就有20多个兄弟赶来了，随身带着砍刀和甩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