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编者按：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正式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了明确表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确立，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发展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对习近平法治思想进行全方位的学理阐释是法学理论界当下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本栏目选取的三篇论文，分别对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对中华法律文化的弘扬和世界法律文明的贡献、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进行系统阐释。希望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能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1.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作者：张文显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
内容提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经验、创新发展的新理论、形成完善的新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十四亿人口大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把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起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不断提高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水平。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阐释依规治党的概念及其核心要义的基础上，集中论述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推进
2.弘扬中华法律文化，共铸世界法律文明
作者：何勤华、周小凡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
内容提
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之一，就是总结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在中华法律文化中，最能体现其特色和亮点的成果，就是一个法学学派即法家、一部著名律典即《唐律疏议》、一个庞大法系即中华法系、一门原创学科即法医学、一部经典判例集即《刑案汇览》、一个法律家群体即律家。正是这些成果，使中华法律文化跻身于古代世界法律文明之林。至近代，这些成果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日渐暗淡，不再辉煌。至当代，随着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如何将上述成果中的精华分离出来，予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并为铸造当代世界法律文明做出贡献，是当代中国法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关键词：中华法律文化；化法律文明；习近平法治思想
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作者：姚建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内容提
要：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刑事法；犯罪治理
【经济刑法】
4.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作者：刘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内容提
要：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关键词：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非法占有目的
5.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作者：陈伟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