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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导演严浩:现在大陆的演员,随随便便一个小姑娘,可以拿一两千万的片酬。我们香港拍戏拍了那么多年,不要说片酬了,一个电影全部成本都没有两千万。两千万的电影是成龙那种电影,而且大概两千万都是他的,然后我们拍戏大概几百万就拍完了,你明白意思吗?
我们在学习好莱坞的思路,但好莱坞的演员费用只占整个制作费的四分之一,中国反了过来,大概四分之一是制作费,四分之三都是演员费。
香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现象,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允许的。除了比如说成龙这种,但是有成龙的话,都已经有国际投资了。
我很高兴演员赚那么多钱。但是也希望投资人稍微也多一点钱给制作,给默默的工作人员,那就很公平了。
著名编剧芦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价值观紊乱的时期,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代人的价值观迷茫,已经呈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只是一个角落。电影里还能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吗?没有了。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诗意和浪漫都消失了,充斥着搞闹搞笑,完全为了感官刺激这个最低级的需求。
中国电影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价值观的追问,成了一种软性毒品。High是有了,也有获得感观满足的,唯独没有感动、情怀和价值观。
电影有两重功能:娱乐和文化表达。娱乐已经畸形发展起来,非常庞大了,但是文化价值的追寻却萎缩了,这个不正常。
在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始终可以依靠的——在学术上叫人本主义,在社会上叫人道主义,站在人性的立场,坚持人性的表达,这是我的底线,也是我对电影的一贯的基本之点。
背景:不少电影开始在所谓的特技、视觉和营销上下功夫,却似乎都忘了——一部影片,投资不论大小,应以内容为王。
演员、导演徐峥:我认识《富春山居图》的导演,很不明白为什么他花那么多钱请了好莱坞团队,但不请好莱坞的编剧来写剧本。不分大片还是小片,在我看来只有好故事和烂故事,有烂剧本的大片,也有好故事的小片。我觉得一个小孩给同学送作业本的小故事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大片(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电影学者戴锦华:太多的国产电影悬浮于中国社会现实之上,完全不接地气;太多电影人已经太久没和中国社会的任何阶层发生互动了,没有生活的切身体会。他们所处的"电影国"相当封闭和稳定,这使他们难以分享社会任何阶层的日常生活、所思所感。
说到商业化,人们常常仰慕好莱坞,但大家没意识到,好莱坞的常胜因素也并非仅仅是资本、奇观或者明星,而是他们对社会生活,尤其是其变动的高度关注和敏感。比如他们近年来的B级片,会直接呈现金融海啸、失业、伊拉克创伤等等内容,在打开伤口同时,再以好莱坞特有的形式遮蔽或包裹起来。
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充满了戏剧性,中国电影人如果能真切地关注并体认社会生存状况,从中寻找故事,延展其讲述方式,那么,哪怕一位偶像、一群粉丝的电影也可能妙趣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