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清朝人看来，明朝末年的士大夫空谈义理，热衷党争，对于国家事务是“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杨嗣昌不是一流的人才，但是，在一群不知钱谷甲兵的官员当中，他显得鹤立鸡群。
和历史上那些力挽狂澜、才华横溢的人物相比，而杨嗣昌属于有才华而缺少“横溢”的人。
1，
崇祯十年（1637）初，崇祯皇帝夺情起用了在家丁忧服丧的杨嗣昌。杨嗣昌三次上疏推辞未果，只得赴京听命，此举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
杨嗣昌是大孝子，出生在湖南常德，他家是当地著名的诗书门第，官宦人家。崇祯初年，父亲杨鹤总督陕西征剿农民军失利，被捕入狱。杨嗣昌三次上疏请求代替父亲受死，希望免除他父亲的死刑。1635年，父亲病逝，不久继母也去世了，杨嗣昌按规矩在家守孝。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死了，崇祯皇帝环顾百官，没有可用之才，不得已夺情起用在家守孝的杨嗣昌。自古以来，对君王的忠和对父母的孝，有时难于两全。现在皇帝征召，大臣移孝作忠，服务国家，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东林党人不这样看，他们不敢把矛头对准皇帝，而是纷纷上疏指责杨嗣昌“不居两丧”，违背了以仁孝为治国指导思想的道德纲常。他们责问，天下之大，真的没有人才吗？非要使用服丧的不祥之人？他们举例本朝翁万达、张居正、袁崇焕、崔呈秀等人例子，说明夺情不祥。机缘巧合，从杨嗣昌的结局看，东林党人真的是不幸而言中。
为什么东林党人这么讨厌杨嗣昌呢？
杨嗣昌无党无派，在朝廷，他孤立无援，而且曾经得罪了东林党人。
万历三十八年（1610），杨嗣昌中进士，那年他才22岁。此后的二十多年，他的仕途稳中有升，以知兵闻名朝野。天启三年（1623），杨嗣昌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里。崇祯元年（1628），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接着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等京东一带。当时兵部侍郎郭巩是迁安县人，被定为阉党的人，迁安县的父老为郭巩鸣冤，杨嗣昌正好管辖这一带，把上述情况写成材料汇报给朝廷。给事中姚思孝是东林党人，将此状驳回，从此杨嗣昌和东林党之间有了过结。
崇祯痛恨结党，无党派的杨嗣昌正好符合他的条件。从另一个角度看，杨嗣昌除了皇帝的支持，一无所有，这预示他的工作困难重重。
2、
崇祯十年（1637）三月，崇祯皇帝在中极殿召见杨嗣昌，围绕席卷中原的农民起义和辽东咄咄逼人的八旗铁骑展开讨论，君臣交谈甚欢。以后又有几次谈论，渐渐形成了解决内忧外患的方案。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辽东满清议和，稳定东部局势。以全部的人力物力解决内患，等国内安定了，再解决辽东问题。
对付农民起义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地为主，四省巡抚分别围剿，各自专门设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地为辅，六地巡抚分别设防，协助围剿。这就叫作“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率领主力部队追剿征伐。《明史》说：
“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战略计划，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从后世的眼光，都无懈可击。三百年后，蒋介石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和杨嗣昌一样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对策，他对长征中红军采取围追堵截的围剿计划，和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这一计划，必须增兵十二万，增加粮饷二百八十万两。然而，朝廷财政困难，原来赖于周济的工商税在东林党人的压力下取消了。
税收不给力，连年战乱又掏空了国库，据说崇祯平时都穿打补丁的衣服。杨嗣昌只好从农民身上做文章，他的办法有四：
一因粮，二溢地，三事例，四驿递。
因粮：就是因袭原定数额的粮食数量，按照这数量增加征派，每亩缴纳粮食六合，每石折算为八钱银子，受损害的土地不交纳，一年可得银子一百九十二万九千多两。
溢地：就是将民间新开垦的荒地，核实缴纳赋税，一年可得银子四十万九千多两。
事例：就是让富裕的农民缴纳资财可以做监生，以一年为限。
驿递：就是将这之前裁省邮驿的银子，拿二十万两充军饷。
奏议上报，皇帝沉思良久，除了同意，别无良策，叹口气说：
“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3、
崇祯皇帝力挺杨嗣昌，至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杨嗣昌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掌兵部事，权倾一时。民间尊称他“杨阁老”，同辈官僚以出生地尊称“杨武陵”。然而，他的完美计划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这是他个人悲剧的开端。
首先，用人不当。杨嗣昌推荐熊文灿总理五省军务，《明史》明确记载：“嗣昌乃荐文灿代之。”杨嗣昌和熊文灿素无交往，怎么会推荐他呢？而且，熊文灿任福建巡抚时成功平定了东南海盗，招抚了郑芝龙，他的以招抚为主，以征剿为辅的主张和杨嗣昌相抵触，按理杨嗣昌不会推荐他。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崇祯推荐的，杨嗣昌表示同意。
熊文灿的政策在一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走投无路投降了。李自成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可是，一年后，张献忠再次反叛，李自成也东山再起，朝野震动，崇祯闻变大怒，逮捕熊文灿，1640年被处死。
其次，议和不成。在中国历史上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比如宋高宗和秦桧。崇祯十一年（1638）冬天，清军三路大军第四度南侵，北京震动，崇祯皇帝战和不定，杨嗣昌力主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卢象升，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
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只得偷偷摸摸进行，不敢让人知道。杨嗣昌举荐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后来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因事不密，泄露计划而被杀头。
在强大的道德语境下，东林党人弹劾他，正直的人们谴责他，却没有人理解他老成谋国的苦心，杨嗣昌落得陷害忠良的名声。
至此，杨嗣昌的议和计划其实已经失败了。
4、
崇祯十二年（1639）秋，崇祯皇帝特旨命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进行镇压。
杨嗣昌从来没有亲身经历战场，没有具体指挥作战的经验。但是他义无反顾，十月初一日，杨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进剿农民军。崇祯十三年（1640）二月，大败张献忠，取得玛瑙山大捷。
然而，长年的征战，左良玉等将领开始拥兵自重，骄横傲慢，不听指挥。以后艰难的日子里，张献忠行踪飘忽不定，杨嗣昌带领部队跟踪追击，从湖北到四川，千里行军，来回折腾，没有作为。
杨嗣昌有才能，但刚愎自用。对于文书信札都亲自过问，过于繁杂琐碎。军队行动一定要自己决定前进或停留，千里等待报告，往往坐失良机。郧阳巡抚王鳌永曾规劝过他，他不采纳。王鳌永被罢官后向朝廷上书说：
“杨嗣昌指挥作战已有一年，还没传来荡平盗贼的捷报，这并不是没有谋略计划，而正是由于操心太苦的缘故。天下大事，总领大纲就容易，一个人想面面俱到就困难。况且敌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数千里之间征伐的机宜，全出自杨嗣昌一人之手，文书往返，动不动就超过十天半月，坐失歼敌的时机，难怪过了年还找不到获胜的战斗。在这期间能够出奇制胜的，只有玛瑙山一仗。假如一定要遵守督辅的号令，左良玉应当退守兴安，就没有这次胜利了。微臣以为陛下任命杨嗣昌，不一定让他跟各将一样，同等对待，只看他提拔衡量各将有没有功罪。杨嗣昌驾驭各将，不一定要向每个人都传授机宜，只检查他们的计划方案是不是适当。那么杨嗣昌就不至于操劳过度，自然能够出奇制胜了，何至于拖延时间，拖垮了军队又浪费粮饷啊！”
因为这样，杨嗣昌疲于应付，敌人还没有消灭，先把自己拖垮了。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杀崇祯皇帝亲叔福王朱常洵，二月张献忠拿下襄阳，杀崇祯皇帝远房叔祖襄阳王朱翊铭。一月之内，两位藩王遇害，两座城市惨遭屠杀，如此惨烈的事变，预示着杨嗣昌的政治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此时，杨嗣昌已经身患绝症，忧虑恐惧。在飘摇的中军大帐里，他头发斑白，伏案书写奏疏。他对崇祯说：
“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
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初一日，杨嗣昌病逝军中。杨嗣昌死了，东林党人的弹劾却没有停止，还有人认为要对杨嗣昌开棺戮尸。崇祯皇帝顶住压力说：
“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
《明史》说：
“抑时势实难，非命世材，固罔知攸济也。”
盖棺论定，杨嗣昌不为己谋，忠贞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已经难能可贵了。
他是能吏，不是将才，摆错位置，才非堪用。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2017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