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16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2021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
2021
）。
导
言
回望中国人权法最近
40
余年的发展进步，其成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时候，人们讨论人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含有破冰的意味，思考和分析的主题仍然是中国是否应当探讨人权问题，那么到了
21
世纪初，人权知识则经受了一次大规模的拓展。由于中外人权学术交流合作的开拓和推进，诸多西方的人权著作进入中国，国际社会的人权实践也被中国学术界所关注。在理论深层，人们追问：人权是谁的权利？是向谁主张的权利？是哪些权利？在国际制度层次，无论是联合国宪章层次的人权机制，还是全球人权的条约机构；无论是欧洲的人权体制、美洲人权机制，还是非洲的人权机制，其规范基础及运行方式都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研讨。可以说，在那个阶段中国人权研究经历了一个初步的飞跃期。
然而，在那个时段的短暂繁荣之后，中国人权研究并没有乘势而起，而是进入了一个沉静发展的时期。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以西方为主体的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与中国的具体社会文化情境未能有机融合。所以，一些学者开始迷茫，一些学术研究进入了瓶颈。如果再照搬照抄西方的人权论著、人权观点，那么在学术上几乎没有增益和价值；而单纯地介绍西方的人权实践以及介绍国际人权制度，也基本上已经到达了饱和状态。这是中国人权研究在
21
世纪初短暂繁荣之后，进入沉静期的一个关键理由。
而在此之后，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中后段，人权研究再一次缓慢兴起。这不仅源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提供了更充实的话语基础和叙事材料，也源于一系列人权学者、学术机构，尤其是国家级人权研究基地的积极努力。此时，进一步总结归纳、提炼、表述中国的人权话语，努力讲好中国人权故事，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权叙事，成为中国人权理论研究界和实践界的关键任务。
在这种环境中，无论是东北还是西南，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还是边陲地区，对于人权问题研究的热情再度兴起。而且，此时的人权研究更多强调中国自身的观念和实践，强调中国人权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省，更多地从中国自身的话语立场与实践出发，去构建人权领域的理论和观点，积极构建中国人权自主知识体系。这就使得我们的人权权利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更能够体现中国的特质。
正像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探索过程中找到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在摸索和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现代化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找到了中国版本、中国模式一样，人权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积极探索前进的过程中，找寻到了中国的特质。但此时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要平衡全球共同观念及追求与中国自身的主张及特色之间的关系。从实践上看，共性是在不同地区个性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而从理论的逻辑推演看，共性既可能来自对不同理论的比较、归纳分析，也可能来自对先前人们普遍认可的一些原则和观念的支持和追随。在人权领域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而由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更长久的历史基础，因此，基于西方人权的思想观念而建构的全球共同人权认知很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这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的人权思想、人权论断、人权主张都不能操之过急，尤其不能与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人权观念和标准相冲突和对立。只有在我们的实践形成了相当扎实的基础，能够归纳和总结出雄辩的观点去反对既有的、被普遍视为“共识”的原则之时，我们才能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权的中国道路、中国立场、中国方案。也就是说，理论上的特色要以实践之中的成功探索为基础。尽管中国现在确实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但是数量并不多，而且理论总结还不充分，还不能够在多个方面很好地说服中国文化圈之外的理论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由此可以推断，中国人权学界确立中国特色人权思想观念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传播中国特色人权理论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