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是，尽管不是那么明显，同样重要的是认识到真空是有性质的：如1940年代后期实验——在一场至今还劳烦着我们的关于自然的平静的思维革命中进行的——所验证的那样，它充满涨落，能够为从其中通过的粒子所感受到。这，也许跟测量理论一样，让爱因斯坦在哲学上茫然不知所措：有性质的真空如何是相对论不变的？凝聚态物理学家，那时叫“干固体的”，接受了有性质的真空此一思想并另行用之。利用朗道的“元激发”概念以及海森堡和Peierls“空穴”概念，固体物质获得了真空的面目：激发态如同基本粒子那样传播，除了它们自身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外没有其它的相互作用。我们处理晶格的量子理论时，把晶格本身当作是某种真空。不久，南部，而后又有Goldstone、Ward、萨拉姆和温伯格，反用此思想，发明了“破缺对称性”的场论版，即也许存在不仅包含涨落而且可能还包含实在的物理量（这种场合下是一量子场）有限平均值这样的真空。这留给物理真空的场论一个与关于真实真空背后的真实理论完全不同的对称性。但在我们能够构造出关于基本粒子和相互作用的成功的“标准模型”之前，一个反直觉的步骤仍然是必要的。这即是量子色动力学非阿贝尔规范的引入，而这又一次使得强相互作用背后的物理同直接的测量完全不同了。当然，从这些巧妙的步骤可得到极大的简单性和一般性，因为只有一种方程，方程里相互作用和对称性都是等价的。标准模型的基本前提是所有的相互作用都遵循规范原理。不清楚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走向更高能量时是否还会找到物理概念结构的更大变动。已经有一种严肃的提议了，认为真实的理论不是关于粒子的，而是关于弦的，且没有清晰的统计。
这段简短的深入哲学结构的愉快之旅告诉我们物理定律的结构无论如何不再可以认定是对应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直接体验的。用哲学词汇来说是“在所有层面上演生”；从常识得来的关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的性质不是其背后理论结构的“真正”性质。当我们逐渐理解它们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这让物理学同常识日益疏远，一种对科学家和公众都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疏远。物理学初学者在被教导要用牛顿的直觉替代亚里斯多德的常识所遭遇到的相对简单和平凡的对想象之扭曲，同此一直接体验与物理学家关于它的基础理论概念之间的断裂相比起来，简直不值得一提。近代物理学离世俗男女已经非常遥远了。
第二个论题是演生的过程实质上是，在所有层面上，二十世纪物理学结构的关键。这一事实已经被Sylvan Schweber在一篇发表在1993年11月份的Physics Today杂志上的富有洞见的文章加以强调了的。破缺对称性，一种演生的性质，包括1970年代Kadanoff，Widom，Fisher和Wilson曾分类整理过的对称性改变的相变，以及铁磁性和反铁磁性的破缺对称性，还有关键的超流（O.Penrose, 昂萨格和费曼）与超导（BCS,PWA和Gor’kov）的规范破缺对称性，也是固体（近日称为“凝聚态”）物理的中心概念，它展示了宏观尺度上的量子困境。演生也被逐渐理解为生物界和我们人类的社会世界从物理的背景得以发生的过程。若作为活体物质中演化的复杂性之源泉，十九世纪的“热寂说”和“活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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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不是对不可避免的生命出现（至少是在地球上）——先是原始形态，而后通过形态发生，随着复杂程度的增加达致意识、交流、以及演生出社会复杂性——之合适的描述。二十世纪科学的基本哲学洞见是：我们观察的任何事物都是自更原始的背底上演生出来的，这里用的是“emergent”这个词的精确意思，是指遵从更原始层面的定律，但概念上却不是来自那个层面的结果。分子生物学不违反化学定律，但它包含不是（或许不能够）从那些定律直接推导的思想；核物理学被认为同量子色动力学是不一致的，但它仍未被还原为量子色动力学，等等。
这一层次结构在上述Schweber的文章中被很好地阐述，该文又广泛引用了作者早先（1967－71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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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篇文章。他的结论，如同我的，是标准模型那样的结构或者化学键的定律，哲学上断开了还原主义的链条，且使得深入更深层次的基础定律对于高层次上的组织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Schweber 的文章可看作是对关于超导超级对撞机以及其它主导本世纪最后十年的大型科学工程之哲学辩论的贡献，是对温伯格的《终极理论之梦》和Lederman的《上帝粒子》的反驳。这些书表达了一股对还原主义之重要性和切中主题的强烈信仰。我觉得这看起来有效地表明了在每一个层次上演生这一“上帝原理”，同任何可能的代表在朝向更简单更抽象的关于亚原子粒子内部动力学规律之还原过程中的猜想里程碑的“上帝粒子”相比，更加充斥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提及关于超级超导对撞机的辩论是改变话题转而检视物理世界之实用的和社会学的状态的合适机会，因为这场辩论及其产出看起来成了被新闻界称为“物理学时代的终结”之事件状态的符号。
二十世纪开始时，西方世界正处于大规模的、不断加快的技术转型的镇痛期。尽管很少有人懂得本世纪头几十年里在内燃机、电力及其应用、无线电与电话通讯、飞行等方面的快速发展背后的那些十九世纪的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基本发现，但科学相当普及。头顶光环的科学人物是那些从事实用技术的人们，比如爱迪生、Steinmetz、莱特兄弟、马可尼那样的工程师或朗谬尔那样的化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这两种职业被尊敬地看作即便对那个屠戮的行当都是有实用价值的；而对物理学—除了屠杀了许多聪明的年轻人以外—却鲜有影响。（注意到下面一点是有趣的，多少个二十世纪晚期物理学界的重要人物，如魏格纳、泰勒、巴丁等人，都是在此一时期作为工程师、化工专家或者化学家开始其学术训练的）。化学家和工程师也是被工业界最早强力资助的科学工作者。但是，当爱因斯坦的民间英雄的地位被确立后，物理学也开始享受公众的崇拜。对物理学和其它科学的普遍的赞赏足以吸引私人慈善机构对研究的资助，包括：具有崇高声誉的诺贝尔奖，洛克菲勒基金，后来还有其它的一些机构；玻尔、卢瑟福以及其后在更大的规模上密立根和洛伦兹所吸引到的私人捐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物理学的大量的政府支持是没问题的，如同美国的州立大学对农业科学的支持，或者（在美国；类似的机制也运行在其它地方）通过地质勘查对地质学的支持。物理学那时刚开始需要只有政府才能提供的那种资助。碰巧，在那场大战开始前的十年发生了另一场变革：至少是在美国的一些工业组织（通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一些军工体看到了我们今天称为高技术的无限可能性，开始资助相对来说目标不是太明确的物理和其它科学的研究。1940年以后的雷达和其它技术爆炸的种子就主要是在这些尝试中播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