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虽然，我听到钱先生聊天时随意点评过一些人，但都不是出于什么个人恩怨，也无任何恶意，总是关乎做人和学术方面的事。从中也可见钱先生为人“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政治上的洁癖、学业艺术上高标峻严，都使他是非好恶清浊分明，而不顾及这个浑浊虚伪的“盛世”里，常常清浊不分混沌一片，会使人感到他有点过分苛求尖刻，以为他太狂傲了，但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和需要的吗？！如钱先生自己所说的：“人谓我狂，我实狷者。”狷者，有所不为也。杨先生也不承认钱先生“骄傲”，她解释说：“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无遮拦，热心指点人家，没有很好照顾对方面子，又招不是……但钱锺书也很风趣，文研所里的年轻人对他又佩服又喜爱……”①
“无妄之灾”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叶君健照例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上班，然后找我到他办公室谈当期杂志的稿件。他谈着谈着，忽然习惯性地抚摸着右额的卷发，困惑不解且又不胜感慨地说：“昨天我们毛诗（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开会，乔冠华平时不常来，昨天他来了，刚坐下，看见对面坐着钱锺书，突然就劈头盖脑地对钱痛斥了一番，说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等等等等，骂了一大通，不知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惊讶得不得了，又插不上嘴……”那几年我偶然会到钱先生府上走动，我一直很敬重甚至喜爱钱先生，就如今天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粉丝”，所以一听到与他有关的事，就非常关心以至紧张地问：“为什么呀？”
老叶——编辑部上上下下都这么称呼副总编辑叶君健，他仍然还是很无奈的样子，说：“不知道呀！”
“是不是他们过去有什么过节啊？”
“那就不知道了！也没听说啊！反正很怪的。”他确也不知其中什么原因。
“那么钱先生是什么态度，说什么了吗？”
“他什么也没说，就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就这样挨训。”
“后来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大家也不吭声。乔骂完了，大家也就说别的了。”
《中国文学》是一个对外宣传的英、法文版杂志。总编辑是茅盾挂名，叶君健是这个杂志最早的创办人，从195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他在实际负责主持。那时他任副总编辑，负责中英文终审定稿。因为他还搞创作，每天只上半天班。另外两位党员负责人一个去参加山西“四清”了，一个患肝炎在家歇息，所以有关日常具体编辑业务由我在主持应付。“文革”前，《中国文学》对毛泽东诗词先后译载过四次：1958年第3期译载《沁园春·长沙》等诗词十八首，1960年第1期译载《蝶恋花》等诗词三首，1963年第1期译载《清平乐·蒋桂战争》等词六首。这三次都是由杨宪益翻译的。1960年底，中宣部文艺处处长袁水拍对译文提出一些质疑和批评。叶君健不是党员，本就觉得兹事体大，正想有人能对此予以领导和负责，就请示并征得上级机关同意，成立了一个毛诗英译定稿小组，由袁水拍任组长，成员开始有叶君健、钱锺书，后有新华社“英共”专家艾德勒，稍后又增加了乔冠华。后来还加上赵朴初等，对全部毛诗译稿进行核校、润色、审定。第四次在1966年第5期译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词十首则是由这个定稿小组直接翻译的。有一次我偶然看到叶君健写的《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一段回忆》一文中，对杨宪益翻译毛诗一事竟只字不提，却只强调了叶是翻译者，似乎与事实相差甚远，所以当我写到有关钱先生在毛诗英译定稿小组中“受辱”一事时，仍不由自主地先插进来说明此事，以正错讹。
既然杨宪益翻译了那么多次毛诗，1963年那次还是我作为中文编辑组负责人具体经手发稿给英文组杨宪益翻译的，为什么老叶的叙述全过程中没有说及杨？如果这事发生在“文革”中因杨系于狱中则犹可说，但到了“文革”以后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同样，作为主要译者杨宪益没有成为定稿小组成员又是什么原因？这都是因为1960年代中苏分歧以后，杨宪益曾经讲过一些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至涉及毛的言论，被内定为涉嫌修正主义分子，在政治上不信任他。那时对毛的个人崇拜已到相当狂热的程度，让一个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翻译他的诗词无疑是对他的亵渎和大不敬，更不知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到了第四次即1966年译载的诗词十首就没有让杨翻译，更没有让他参加英译定稿小组。“文革”时，群众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杂志社党员负责人的罪状和编写的《中国文学大事记》中，就曾严词责问：“就在这一年（1963年）的一月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六首发表了……但可恨的是这六首词竟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宪益翻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宪益确曾翻译了毛诗。
在当时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内，叶君健是领导，实际的第一把手，在组织、领导以至翻译修订毛诗工作中是有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的；杨宪益除了翻译家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职衔，但确是一位毛诗的多次翻译者。因此在叙述往事时，理应对各自的工作和贡献作实事求是的介绍，这才是尊重历史的应有态度。老叶对钱先生无辜受辱挨骂虽没有作什么具体评论但却明显表示了同情，说明他是明辨是非的、公正的。但在对待杨宪益问题上却是欠妥的。
现在回头还来说钱先生的事。那天因听了老叶的话后，心情一直不大平静。所以过了几天我就去看望钱先生。当我问及此事说：“钱先生，听说你那天在英译定稿小组挨批了，为什么呀？”
钱先生摆摆手，一副尴尬的样子，很不情愿再提此事：“……嗨！无妄之灾，无妄之灾！……”我看他说到这里，不想再说什么了，也就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就说点别的事岔开去了。
但是，我一直想着此事。钱先生和乔冠华都是1929年同期入清华大学的同学；钱先生入的是外文系，乔冠华先入国文系，后转哲学系。那时大学生少，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同学照样会有交往的机会。但从现有的他们两位的传记来看，好像并无太多的接触。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只看到有一本《外交英才乔冠华》（李连庆著）的书中称他们两位在学校时经常在一起“切磋，做学问”，但没有详细叙述细节，也没有说明此说的出处。他们离开清华以后，乔冠华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后来主要在南方活动，成为有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主持报刊笔政，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名噪一时。1939年入党，后来又活跃在外交战线，1950年代初任国际新闻局局长，1964年刚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而钱先生主要是在大学里执教，后到文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学界都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大学者，但始终是与仕途、政治无关的没有任何显赫的头衔、身份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两位走的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不同领域里各领风骚。他们都才华过人、睿智博学，但又都恃才傲物、超然不群。如前面引述李连庆著的那本书里就曾说乔冠华“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性格外露，狂放不羁，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有时又恃才傲物，看不起庸碌之辈。”而钱却是狂傲而内敛，评点世事也是机智幽默含蓄而不会怒目金刚、张扬狂放。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外人当然难以说清。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记述到有关乔冠华的有两处：一处是说，1950年是乔冠华介绍钱先生到毛选翻译委员会工作的。
另一处，杨先生说：“我至今不知‘五人小组’（指毛诗英译定稿小组）是哪五人。我只知这项工作是1964年开始的。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停顿，我们和乔冠华同志完全失去联系……”
这么说来，乔和钱那时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那么这次乔突然发难，且当着众人完全不顾情面，想起来该不会是对老同学的一点幽默夹着一点警示，怒斥是半真半假的，人们既不能完全当真，但也并非全是玩笑（当时在场的老叶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我想:乔是高官了（特别是刚升官不久。从他后来在“文革”后期的表现，例如跟风批判周恩来等，此公对升官还是很看重的），是老革命，是领导干部了；在他眼里老同学的政治表现太差了，太落后了：不问政治，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没有积极表现，却还是被人尊为大学者。这在1965年那个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化界各种大批判已声势浩大地展开之时，也就是“文革”前夕政治形势愈趋紧张的情况下，显然是很不合调的。所以碰上了就得帮助帮助、提醒提醒他。如果，乔也只是一位普通文人学者而非高官，他是绝不可能以这种居高临下、训斥的口吻对待钱的。而钱先生为人本来就低调，对方即使位显权重，如乔对他辱骂也好，另一位也曾是同时期的清华校友胡乔木在“文革”后对他礼遇有加也好，他都一样宠辱不惊、波澜不起。对乔的痛斥即使心里也有反感委屈以为“无妄之灾”，也只能默默地隐忍咽吞了。看来这既是官民身份之差别，也是性格学养之差异，在这时也都自然地淋漓显现出来了。
① 参见《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载文汇报2011年7月8日《笔会》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