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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这二十年左右，高科技成果陆续量产商用，催生了两个
“无限”叠加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蔚为大势，摧枯拉朽，一转眼就让传统资源大国和制造业强国的地位双双动摇，全球经济结构乃至文明形态重新洗牌。
革命所及之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再变得陌生，没有哪个行业、哪个地域、哪个族群能置身事外。区别仅在于：你是落在速变区还是慢变区，落在原生区还是外溢区，如此而已。
一种清洁、智能、高端的生产方式终于梦想成真，当然是好消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憧憬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
“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终于有了坚实的物质前提，即“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
事实上，作为自由竞争的平衡物与稳定器，以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按需分配”，一直在不少地方或明或暗扩张其财政占比。
依凯恩斯的说法，“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远存在的问题”，因为世上的需求分为两种，一种是保障人类基本生活的“绝对需求”，另一种则是“凌驾别人之上那种优越感”的“相对需求”——在他看来，如果说后者难以最终满足，还有点麻烦的话，前者则无须担心，“在百年之内可望获得解决”。
他估计得大体不错，眼下就是大约一百年后。当全社会财富日渐丰足，至少在经济发达体和准发达体，借助两个“无限”的新质生产力，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件大事还真不算什么难事，至少在刚需层面已肉眼可见——即便少量动态性返贫的情形还须重视和另议，即便“刚需”的定义边界今后也会有所移升，比如义务教育九年提高至十二年甚至更多，常见病报销提高至大病救助甚至更多，但“应保尽保”的能力绰有余裕。在正常情况下，相关意识与制度也渐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
等等，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吗？没错，从这一角度说，Communism或译为“大同主义”，或译为“命运共同体主义”，已有了现实雏形，至少是越来越现实。当然，在传统的理解中，分配并非事情的全部，让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包括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如此等等也是“共产主义”应有之义。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方面，高科技提供的帮助不少，增加的争议、纷扰、风险也同样多。图灵奖得主霍普克洛夫特曾警告，
“机器人不只是取代蓝领，也在取代白领”
，因此服务器和数据云正让很多人“丢掉饭碗”（2017）。诸多研究报告预测，在未来二十年里，相关失业群体将占人口的47%（美国白宫），或49%（麦肯锡），或70%
（SRI international）
。不管取哪个数据，都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对“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语）颇不友好。即便情况没那么严重，即便新技术在淘汰旧岗位的同时，也可能创造新岗位，但随着技术迭代加快，再就业、再再就业者们不断从零开始，频繁接受培训与换岗，恐怕也是一份沉重的心身压力，不算什么美事吧。
就在当下，“无用阶级”的阴影已开始加剧职场紧张，浮现出劳动力贬值的总体趋势。工作难找，高薪或体面的工作更难找。为了确保自己还有价值，或显得有价值，很多人不得不攒学位、攒履历、攒证书、攒客户、攒上司好感、攒人脉关系、攒KPI……总之“不能鸡娃就鸡自己”，用各种靠谱或不靠谱的法子出人头地，甚至不惜为屁大的事拼个生死攸关，直到自己心力交瘁。人们称之为“内卷”。
一般来说，产能扩张总会造成需求不足，加剧市场竞争压力，于是个体“内卷”不过是行业或企业“内卷”的末端传导和微观反应，成为“收益努力比”下降的疑似常态。
就不能退出垃圾赛道吗？当然可以。在有些人那里，“躺平”不失为最后选择。
即便打算去领低保，啃父母，混一个乐天信命，也是能活下去的，不一定就缺温饱和不开心。更彻底的“躺平”当然是让下一代也提前退出，不给这个烦人世界染指小宝宝的任何机会。
事情看来已是这样：越是经济、技术、教育发达的地方，就越多见“少子化”，连韩国、日本、中国这些东亚国家，多少有点老儒家遗风，最重视香火传承，医院产科和幼儿园也在大比例关门。在这里，一种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现代病”日渐清晰，好日子就是结扎术。美国副总统万斯声讨“无孩爱猫女”，差一点含泪高呼“天下兴亡，子宫有责”，似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就读耶鲁时高昂的教育成本，不是不知道阶层固化多么让人绝望。如果男女们算算账，高投入换不来高产出，不仅是现亏损，还可能被“啃老”，有再亏损预期，那么根据一种家庭经济学，他们不去养猫，又能干什么？
马尔萨斯1789年发表《人口论》，认为只有饥饿、病疫、战争才能阻止最可怕的“爆炸性生育”。他和众多人口专家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终有一天他们竟会被香喷喷的“无孩爱猫”群体所暴击。
随着好日子变得更好，人类生育率加速下滑，一头冲向断子绝孙的人种易危或濒危，也不是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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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接受的事实
让人困惑的事还很多，比如这个世界日渐戾气嚣腾，秩序崩坏，底线失守，到处都是“筑墙”和“脱钩”的四分五裂，一切都在政治化和武器化，国际地缘政治与种族、阶级、宗教、性别等问题不时交叉感染、恶性发作——这是转型阵痛，还是末日疯狂？
就拿社会制度来说，与上一个世纪相比，社会主义的改革尽可能增加个人自由，包括鼓励民营经济和对外开放；资本主义的改革也尽可能减少社会不公，包括推进福利分配和尊重工会——双方不是在越走越近吗？前者擅长的“宏观调控”，或许启发了后者的“产业政策”；后者先行的“低碳意识”，或许助推了前者的“绿色发展”……双方不是更应该谈得拢吗？可惜事情偏不是这样，偏闹得全球军费开支大幅升高，“冷战”或“列强帝国”的古墓幽灵再现，很多人都在秀肌肉、放狠话、摩拳擦掌、秣马厉兵。
知识界主流曾乐观地认为，高科技必带来高理性，只要信息开放和自由竞争，真理越辩越明，人类达成普遍共识并非难事。埃隆·马斯克对此信心满满。这位美国首富和科技大神2023年4月宣称：“我准备开始一项计划，我称之为‘真理GPT’
（TruthGPT）
，这是一个极致寻求真理真相的人工智能，目的是了解宇宙的本质。”这一雄心似乎太有上帝口吻，也太有早期启蒙主义的腔调，即以为真理有一个“本质”，有一个最终可以抵达的彼岸，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天经地义。人们只要有了数据和算法的“极致”手段，就能让一切“本质”统统大白于天下——你们都等着苦尽甘来吧。
这样说让人生疑。说给小学生听也许无妨，若放到成年人的实践中去，显然就很不够了。
当4席大法官对峙5席大法官，那么谁代表法律，谁又不代表法律？当A算法与B算法结果相异，那么谁是科学，谁又不是科学？当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底层逻辑分歧日久，那么谁展现了“本质”，谁又没展现“本质”？……看来结论只能是：世上并无绝对真理，并无最终可供抵达的彼岸。真理不过是各种相对真理的公约数，理性不过是一个逐步累进、多元互动的无限弹性过程。任何一根筋、一刀切的独断论纯属自欺，无论宗教的还是科学的，都不行。
德国电影《万湖会议》展示了更荒唐的一幕。那是1942年1月20日在万湖庄园举行的一次密会，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十三个纳粹高层的将军、部长、博士来到偏僻密林，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专业素养和敬业态度非比寻常，以至常争得唇枪舌剑锱铢必较。奇怪的是，他们是争论如何杀得更符合“法律”，如1/2或1/4或1/8血缘涉犹的人，该不该定义为犹太人？如何杀得更为“科学”，如用子弹、病菌、汽油还是成本更低的毒气，哪种方式更安全与合算？这些最理性也最凶残的魔鬼，身处康德、黑格尔、谢林的理性故乡，对消灭犹太人的目标却从无疑问，完全一致。
不用说，理性以求“真”为要——古希腊哲人将其排序在“真善美”的价值首位，中国古人说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循名责实也是这意思。不过什么是“真”，相关说法却莫衷一是。日常层面的物理事实比较好办，一个人“死”了，那就是死了，死透了，说破天也没法使之再活。认知层面的主观事实则比较难办，特别是叙事一旦涉及因果或价值，比如这个人到底是病死了，还是累死了、饿死了、气死了、穷死了，多因一果的解释空间相当大，见仁见智几成常态。再往下说，更难办的是一种“约定性事实”，即某种结构关系的产物，属于“众口铄金”那种，因信的人足够多，因信者衍生出关联行为和事件，就可能成为新的“事实”，甚至是看得见、摸得着、硬邦邦、能要命的物理形态，是强大现实的一部分——到那时候，再说孰实孰虚便颇为不易。
“鬼”是没有的，但鬼故事可以吓死人。认定“贱民”并无血缘、基因的根据，但相关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很多人就要一辈子吃苦。比特币从不锚定物质财货，但只要币圈内外共约了这样一种叙事，便自有真实的市场行情，甚至时不时直冲天价。
LGBTQ的性别也大多不再是生理的，不过是彩虹旗下共约了另一些说法，就能折腾出德国的《性别自决法》和美国加州的97种性别，以至少男少女大可自主变性，无须告诉家长，还能一年之后反悔重来，由此拉动了手术、药品、媒体、律师等变性产业的热火朝天。这些后续事实多得惊人，其源点在哪里，反而不重要，也说不清了。
进入2016年，缅甸的选举得以举行，外资开始进入，局面似乎转暖升温。但罗兴亚事件突然闹得一切急转直下。起因只是极端分子制造了小规模流血，要在若开邦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军队和佛教极端分子随后展开大规模报复，据说致数百个村庄被毁、数万人被杀、数十万人被驱逐出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资讯开放的成果之一，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成了激化仇恨的意外“神器”。因为平台以“提升客户参与度”为商业逻辑的最优先级，那么好，算法很快就发现，最有“黏性”的帖子就是要让人愤慨。对，让人愤慨，接着愤慨。于是置顶、链接、推送、缠套（让你退不出）、标题党（搅乱主次）、假新闻（移花接木）等十八般武艺全线出击，终于使网上情绪完全脱轨。在那一刻，仇恨就是暴利，腥风血雨就是遍地韭菜。军人、平民、知识精英统统“被愤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