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显然，如果我们把贝森特、万斯的讲话与美国政府全面围堵中国转口贸易的行动结合起来，不难发现，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已经从上一届执政时期只讲利益的交易原则，转变为将民主党“价值观联盟”理念融入其中的综合战略原则，展现出其试图构建的“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的核心框架：“价值观共识+制度兼容+产业链认证”。这将成为美国试图构建的全球贸易、投资和货币体系的根基。
不难看出，特朗普所要的不是一场普通的交易。千万别错看他，更不要小看他。他所图谋的是一场新的全球化规则的重塑。其主要的战略目标有三个：（1）解决财政赤字、消除逆差、促进制造业回流、增加就业；（2）改WTO的多边规则为有限制的、可控的多边规则甚至是单边规则，将IMF、WB塑造成继续维系美元霸权的工具；（3）孤立、围堵中国，所谓“有限且可控的全球化”本质上就是谋求构建新的“去中国化”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多年来我一直强调的那样，美国不是在搞什么“逆全球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全球化”，而是要搞新的排除中国的新一轮所谓“更高规则、制度水准”的全球化。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关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共识早已不再，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什么“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
第二个问题：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将要做什么？
贝森特特别是万斯的讲话，透露出特朗普的总体战略举措。这里，我主要聚焦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分析特朗普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因为关税或贸易的背后，是更为复杂和关键的货币金融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文明，主要建立在以下四个制度（世界秩序）基础之上：一是“冷战”格局下的安全均衡；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美元-各国货币“双挂钩”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三是以美国自主让渡利益的“不公平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为的是团结盟友并促进其经济恢复和增长，维护“冷战”同盟与安全均势；四是自由民主体制下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发展及其扩张，促使日本、联邦德国等“原来的敌人”实现了战后经济恢复、繁荣和经济增长，带动世界经济进入战后“黄金时代”。
在上述这些制度基础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的美元体系最具关键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崩溃，同样是如今这场大变局的重要背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及随后美元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和跨国公司海外产业转移（全球产业链塑造）所形成的“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前者货币为储备货币且金融市场发达，后者货币不是储备货币故需要靠出口赚取国际储备货币，且金融市场发展落后）这种貌似完美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逻辑，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或者说，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就是全球经济失衡，即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必须为全球“贸易国家”提供最终商品市场，这种市场提供在压低其国内消费价格的同时，“贸易国家”将赚取的大量商品美元以投资美国各种金融商品（国债、公司债、股票等）的形式流入美国，压低市场利率、弥补贸易赤字。这种用资本项目黑字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国际收支结构依然无法填补贸易逆差，且形成了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长期交织的“双赤字”局面。
战后美国由制造业强国向金融国家的转变，是美国主导经济思想、逻辑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则是不一致的，并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包括日本、联邦德国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虽然采用的是市场经济规则，但相较而言它们是保持本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式的市场秩序扩张，注重在市场秩序扩张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保护。主要发达国家之间这种市场秩序扩张及其规则的不均衡（对称），也是导致上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元体系下金融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之间的逻辑矛盾亦日益明显。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卡尔·波兰尼便洞察到，均势并不能确保和平，和平是由国际金融来达成的；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最复杂制度的核心。后来，罗伯特·吉尔平发现，每一种国际货币体系都有赖于特定的政治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体系，在面临后发大国快速崛起、竞争激烈的条件下，同样不可持续。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如日中天的“超级全球化”，很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短暂一瞬”。
从这个视角来看，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不过是其试图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第一弹”，尽管它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但不过是其向对手施压的手段和杠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其对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塑，还有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因为无论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征收高额关税必将触及到货币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并将受到它们不同程度的反噬。事实上，对特朗普关税战的最主要制约，不是与其他大国的博弈，而是美国资本市场和美联储货币政策选择，因为特朗普征收高关税的金融阻力很大，甚至会越来越大。一方面，高关税政策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对美国通货膨胀的最终发展程度有不同预测，但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并徘徊在高位，必将对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选民的耐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4月2日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后，美股、美汇、美债“三市共杀”，尤其是美债暴跌，足以显示出市场用脚投票的巨大压力。美债收益率在特朗普宣布加增所谓“对等关税”后的一周时间里飙升50个基点，达到了4.49%，上一次出现类似单周涨幅还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时。这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财政安全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高额关税倘若长期持续，甚至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美债价格下跌导致收益率上扬，加大利率上升压力，加重政府利息支出负担，加征关税在短期内增加的那部分财政收入，很可能被金融市场因素导致的政府财政支出增加所吞噬，如果政府需要发行更多新债来补充财政亏空，那么就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成本……。因此，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政策，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国内，都会遭到货币金融问题的掣肘，他将如何应对、解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这场关税战中之所以敢于与美国“对着干”，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政府短期内难以顶得住国内诸多压力的判断，因为时间不再特朗普一边——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四年一度的大选都会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焦虑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贸易的背后是金融。特朗普执政团队试图重塑的不只是全球贸易体系，还有国际货币体系，因为无论如何，特朗普在第一次执政和再度执政后挥舞关税大棒的底气，就在于美元体系所具有的“软实力”和美国安全领域的“硬实力”，而且其关税战能否顺利实施，也受到货币金融问题的约束，如何解决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冲突，是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紧迫课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以及美国资本市场的反应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都将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重塑国际货币体系。
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作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于2024年11月发表了《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以下简称米兰报告）。对此，我应《中国外汇》杂志之邀前不久发表了题为《鱼与熊掌能否兼得：米兰“新美元体系构想”述评》的文章。在此，简要介绍一下核心观点。
虽然“米兰报告”标题是“重构全球贸易体系”，但其理论探讨与政策主张却集中在货币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战略构想：
第一，高度关注特朗普政府在以美国利益为核心重振制造业、实现与其他国家“更加公平竞争”地位的过程中，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矛盾及其协调，试图在以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辅以货币贬值来抵消高关税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不利影响。
第二，试图通过单边或“有限多边”的政策协调，在维护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同时，形成一个“新美元体系”，该体系相较于既有美元体系有两个主要的不同：一是美国不仅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市场提供者，同时也要做世界上最主要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提供者，改变现有的以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且仍有大量赤字的国际收支结构；二是公开将安全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紧密联系起来，强迫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盟国支撑美元霸权。
第三，公开要求贸易对象国尤其是盟国分担美国在全球贸易、金融和安全领域中的成本，并以贸易成本（征收高额关税）、金融成本（短期国债长期化）和安全成本（保护伞提供或撤出）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成本转嫁体系”，胁迫贸易伙伴国、美国国债持有国及其盟国进入到该体系当中，籍以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性权力”——集美元的安全优势、金融优势为一体的“新美元体系”。
第四，以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中国置于要么合作（制造业投资美国、支撑美元）、要么因关税压力等陷于所谓经济动荡的境地，而且几乎在所有领域都试图迫使其盟友和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离间它们同中国的经济交流及其深化发展，孤立中国。
该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在试图以高额关税开启振兴美国制造业的前提下，如何破解贸易失衡与货币金融失衡之间的政策冲突，让高关税的“鱼”与美元币值调整（贬值）的“熊掌”能够兼得。再一个就是解决既要维护美元体系的权力优势又要避免美元贬值可能导致的美元信用损害的矛盾。“米兰报告”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美国之所以出现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不是因为进口太多，而是因为它必须出口美国国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逆差，同时以此为全球提供储备资产，故强调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元”，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破解美元长期高估和非对称的贸易条件。
为缓解贸易均衡与金融均衡之间的政策冲突，米兰报告给出的政策选项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在改善贸易条件的同时，可以将其作为撬动对手被迫在金融领域臣服的“杠杆”；二是将货币金融问题与安全问题直接挂钩，利用美国的安全优势迫使对手进入其构建的“新美元体系”。“米兰报告”的一个目的在于，担心在货币金融问题上是“门外汉”的特朗普将提高关税作为其内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因而提醒特朗普政府不应将关税作为目的，而是应将其作为迫使对手支撑美国制造业恢复竞争力和维系美元体系持续运行的手段。该报告赋予高关税以双重效用目标：一是作为一种“谈判工具”，既可以向对手进行一次性施压也可以采取逐步、持续性施压的策略，迫使对手去做其原本不愿去做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二是作为一项综合性政策组合，米兰特别建议特朗普政府应该将双边贸易协议（关税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安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如此，关税措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谈判工具，还可以作为撬动对手做出趋向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选择的“杠杆”，迫使它们——无论盟友、贸易伙伴抑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分担美国全球战略的成本。而且，关税政策不仅会起到“施压”效果，也可以发挥“激励”功能，即对那些按照美国政府意愿行事的对象可以采取延缓实施、降低或取消关税的举措，以诱使、鼓励对手乐意遵从美国的战略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