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权势荣誉保持距离
几十年来，我自己也算是厕身于知识界，看不尽种种怪现状。偶然参与友人餐聚，会遇到有的学者发名片像路边发小广告。名片上的大小头衔连当过小组长、一级诗人、特殊津贴等等满满当当一个不能少。任何研讨会都会侃侃而谈，似乎没有他不懂的。听说晚一点发红包都会焦躁索要。至于跑官走门路那太平常了！有一次聚会没有请到就会惶惶不安。如有出镜的机会必抢在中间。报课题项目捞钱已是公开秘密。打听揣摩上面的口径和要求命题作文颂这批那。搞学会分配席位成十上百个会长副会长，再加顾问和荣誉。大活人开始编全集造故居自称大师。听说有高官权贵点赞了自己几句话就如闻纶音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四处打听一字一句。能被看中当个官帮忙帮闲帮凶不遗余力……诸如此类数不胜数。我在谈论钱先生，忽然插上这么一段闲话，是因为我们在闲谈时常会涉及这类现象，钱先生就会摇头，爱用的一个词就是“风派！”或说“优则仕嘛！”或是警戒我“你要学好啊！”
钱先生有洁癖，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一生如此。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很赏识”他，曾请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一个职务，这样的美差肥缺多少人想要啊！他竟“立即辞谢了”。连杨先生都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胡萝卜！”是他所不屑的。共产党革命胜利了，许多文化人在各级政府里大小有个官职。钱先生不仅从不动心，只想像以前一样做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教他的书。不久被征召去参加《毛选》的翻译工作，当时就有人专程来向他祝贺，似乎他当了“南书房行走”。钱先生对此嗤之以鼻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前些年有人还把此事夸张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抬升了钱锺书的政治地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后来还讹传他是毛的“英文秘书”等等。（参见《钱锺书生平十二讲》）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天大的误会。
笔者曾经在外文出版发行局待过十三年之久，深知外文翻译者在中国的地位：历来以党政军等重要部门的涉外翻译为第一线，这里说的涉外是指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那才是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可信的党员。其次是内部案头笔译以及调研之类涉及机密文件资料的，政治条件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再其次，如《毛选》和重要文件社论“两会”等需要一大批翻译，一般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只要求有较高外语水平的都有可能被选调参加。然后才是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译人员。最后就是去中小学校教书。在领导者眼里，翻译乃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就像木匠泥瓦匠等等一样依样画瓢、照本宣读而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左”越来越无知的环境下，连对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都看成不需要动脑子有思想只是一种技术，提倡并流行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林彪教导女儿写作就授此秘法。至于翻译就更只是纯粹技术性的了。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大会上说：现在学生都起来了，不仅批判教授还能自己写书了，老教授们再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也就上不了讲台，将来安排个编译所只能去搞搞翻译了。1962年人大会期间，周扬看望巴金、沙汀时，还是出于好心，说：“有的人即使政治历史上不好，只要有一技之长，比如钻研过外国名著，与其弄去劳改，不如指定他从事翻译工作。”（参见《沙汀日记》）这些话反映了当时领导者们普遍的指导思想。所以把他从事翻译《毛选》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过分夸大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事实上，翻译《毛选》这类工作是没有多少创造性发挥的空间的。钱先生虽“不求有功”，但也是勤勤恳恳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再加上他超高的学识和外语水平，当然得到主事者的倚重和“信赖”。但如杨先生说也并不因此“荣任什么传统差事”，即并没有当个什么小官，实在谈不上什么“抬升政治地位”。至于说“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更是夸大其词，从何说起？！以《毛选》英译室主任徐永煐的评语为例，他与钱先生合作非常好，作为顶头上司和清华前辈，徐和钱结下的友谊据说可称莫逆。杨先生曾说：“他在徐永煐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私交好归私交，工作好备受称赞和倚重是一回事；在党的领导徐永煐眼中，和政治水平高的党员程镇球、英共专家艾德勒相比，钱先生仍被列为“旧人”又是另一回事。他说“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而汉文英文却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版稿的工作……”（徐永煐：《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致章汉夫、孟用潜信）》）把上述三人集中一起工作是一种“红专结合”。可见此评语与陆平、周扬等所说的观点如出一辙。所谓“政治觉悟差一些”，以我经验推想：无非是不要求进步争取入党，不紧跟上面领导，不热烈响应各种号召积极表态，诸如此类。说到底，上面重视的还是他的中外文水平，重视技术，利用其“一技之长”的所谓“专”而已。对于钱先生来说，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从不作他想，只是“偷工夫读他的书”，“耕耘自己的园地”，这才是“他最珍惜的”。（《我们仨》第124、125页）归根结底，因为他是个纯净的读书人。
至于钱先生提出纠正孙行者不是钻进牛魔王而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典故，这是一件小事。用典时误记这是谁都会有的事。这个故事也不冷僻，一般编辑、翻译以至校对人员，只要稍有责任心都会提出纠正意见的，更不必说像钱先生那样的大学者，看到并纠正一个“硬伤”是极平常很自然的事。即使是毛的文章，又不是政治性问题，1950年代初期个人崇拜还未像后来“文革”时那样荒谬离奇到“句句是真理”的地步。所以不宜夸大其“狂”到“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就像后来胡乔木请他润饰诗作，无非对仗是否工整，押韵是否合辙、用典是否恰当等等纯属技术性的问题，他都照改不误。这类事都显现了钱先生作为读书人的本色，心无芥蒂，遇到学术文化问题都会认真对待，想不到那么多的人事利害须要计较。
由此还要厘清的是钱先生与二乔（胡乔木、乔冠华）的关系。有人在文章中说因为“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了二乔，未当右派，“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认为杨先生在《我们仨》中“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而“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参见《钱锺书生平十二讲》）这些说法实在有点像南方人说的“硬装榫头”，是不对的。
钱先生与乔冠华的关系比较简单。杨先生在《我们仨》中有两处提到。一，1950年，乔冠华介绍钱锺书参加《毛选》的英译工作。我需补充说明的是：《毛选》出版委员会才是党的高层组成的，由刘少奇任主任，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钱先生和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都是在其下英译室做具体翻译工作而已。他们都是英语人才的一时之选，金岳霖、钱先生更是其中翘楚。乔冠华和钱先生在1930年代初，虽曾是清华大学同学，不同专业，过去并没有什么深交的记录。这时乔冠华正任国际新闻局局长，主持对外宣传包括毛泽东著作的外文出版事宜。他推荐钱先生显然出于职责和公心，也是工作需要顺理成章的事。显然不宜过度解读为有什么特殊关系。
二,1960年代曾因翻译毛诗，他们在一个定稿小组共事过。杨先生说：“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革”发生后就没有再联系。我想补充的是：乔冠华虽参加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但他因外交部工作忙并不常来。1966年，当他们完成了翻译修订任务后，因为那时阶级斗争空气越来越紧张，他们就不敢像以前那样作为终审定稿径自刊出。于是英译定稿小组领导人兼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袁水拍就近请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就携带全部译稿飞往上海去请示江青。江既不识英文，也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职务，从未过问过此事。那时她正在搞所谓林彪委托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李曙光兄（当时文艺处干事，“文革”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2003年写信告知：那时江青在电话里“训了他（林默涵），并不让他去（上海）”。但她还是同意了。这就是第四次1966年第5期《中国文学》译载的毛诗十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林默涵飞上海是为了刺探江青的“情报”，回来就在文联礼堂按“纪要”的思想和批判口径向文艺界作大批判动员报告，就是指的这件事。本人还有幸叨陪末座聆听了此次报告。李曙光兄说：林不是从江青处而是从彭真那里得到那份“纪要”文本的。至于乔冠华痛斥钱先生就在这个稍早的时期，正是风声鹤唳形势下，人们精神上紧张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杨先生则是绝不会谈及此类事的。估计这类七七八八、奇奇怪怪的政治，那时连钱先生都未必清楚。至于杨先生叙述“文革”后期钱先生在袁水拍领导下又继续进行了毛诗的翻译定稿等情况，乔已没有时间参加。所以乔冠华与钱先生的关系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特殊可夸大的。
钱先生与胡乔木则是另一种情况：胡也曾在清华上学，但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学校里与钱“没有相识”。“文革”后才对钱显得特别重视友好。杨先生在书中有较详细记叙：“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尽管如此，如杨先生所说：“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
期间得胡乔木关照的事，杨先生记叙的有：“文革”后期，胡乔木得知钱先生有哮喘病，“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对杨绛的译著《堂·吉诃德》、钱锺书的《管锥篇》的出版都曾给予过关心和帮助。有两件事特别使他们感怀在心。一件是，1977年1月，他们被分配入住南沙沟“高干楼”寓所。从一些言谈中，杨先生觉得好像是胡乔木帮了忙做主的。这只是不肯定的揣测。事实是：那时分配入住南沙沟的除了一部分部长级干部，还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或文化名人。文研所同时得此房的还有俞平伯，他和钱先生都是一级研究员。我知道那里还住有画家华君武、古元、黄永玉等。我还去看望过迁入那里我的老师、北大冯钟芸教授和她的哲学家丈夫任继愈教授等等。由此可见，似乎是通过单位或系统分配的，不存在对钱先生的额外照顾因而需对某人心存感激。第二件事，就是钱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一事，杨先生在《我们仨》中也有详细记叙。我在前面小文中已作了一点点补充。如杨先生说：乔木来串门看望聊天“很开心”，“不拿架子”。但是，事实总是他降贵纡尊，彼此间是不对等的。这点杨先生已说得很明白了，钱杨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亢不卑，更不会摧眉折腰，没有感到结交权贵的欢欣和抬高了自己。我没有更多证据，只是一点感觉：每次说到胡乔木有时光临，钱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轻轻地“唉”了一声，好像很无奈的样子。他从不议论，更不喜形于色。特别是我问到他“怎么答应出山了！”（同意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他有种说不出来的纠结，勉强发出“唉——”声，透露了他在意想不到对方近乎央求和超常迁就面前极不情愿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他们对胡是“感激”的，感激他的“庇护”（《我们仨》第158页，未说明具体所指）和关心；但是，精神上又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凭钱先生的睿智清正，对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他的心里是绝对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也是“胡萝卜”。他总想解脱，所以找机会辞职。无论允不允许，他在生活里除了因病用车外其他已一概不相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