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国族叙事之变，构成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场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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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是如何塑造英雄的？这些英雄产生于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境遇，展现出什么样的政治和文化心理？美国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嬗变与美国全球霸权的兴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本文将考察美国电影史中三类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英雄形象，理解他们如何捕捉和传递时代深层的历史感觉，又如何将单一民族的意识形态牢牢注入全球文化霸权之中。

▍ 我们是谁？美国英雄与民族起源神话

早期美国电影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几乎就是美利坚新大陆“先民”的化身，自认承担着开拓边疆的“昭昭天命”，同时又严格地遵循保守的清教传统。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在美国电影的 “西部英雄” 和 “南方英雄” 身上表现得淋漓极致，又在电影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合流，成为独特的美利坚国族寓言。

（一）西部英雄：开拓精神与“文明使命”

19世纪末期，“电影”的概念逐渐成型，并在随后的世纪成为改变全球公共生活的重要媒介；几乎在同一时段，美国人口普查局宣布，西部大批无主的土地已被开垦殆尽，“我们已经到达边疆的尽头”。 边疆的消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想象内外空间秩序，但在“新边疆”开启之前，还必须要回收和整理旧边疆的故事。 正如“9·11”事件之后，伴随“爱国者法案”出台，美国在全球秩序当中扮演了新的角色，亨廷顿发出“我们是谁”的追问；在19世纪末期“边疆关闭”的时刻，“我们是谁”也成为知识文化领域亟需回应的关键议题。

早期美国西部片中的英雄正是以美国先民的神话作为原型，在两个层次上回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 一方面，西部英雄肩负驯化边疆的“昭昭天命”。 不少电影都设置了“正义的牛仔”与“邪恶的原住民”之间的对比，这就让饱含着暴力的西进运动被美化为“文明使命”的代名词， 也同时确认了殖民者在新大陆不断开拓边疆的正当性； 另一方面，西部英雄又是边疆文化中冒险精神的代名词。 从30年代的《关山飞渡》到50年代的《原野奇侠》，主人公所代表的英雄形象大多不拘小节， 荒野和边疆赋予了他们不同于“文明世界”的善良和强力。 [2]

恰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所言，边疆所代表的开拓、进取、革新、自由、雄性的个人主义精神才是真正代表美国的一种特质。边疆的每一次消失都是文明驯服野蛮，野蛮又将活力注入文明的过程。 美国文明正因边疆的力量而逐渐脱胎成为异于欧洲的新文明。 [3] 这种对美国民族性“文明与野蛮”的辩证理解，与方兴未艾的美国电影不谋而合。 于是，在好莱坞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西部片在全球电影市场广泛传播， 好莱坞电影人将自己视为 “20世纪的淘金者”， 在日益成熟的“制片厂制度”的配合下，电影出口蒸蒸日上， “贸易紧随电影” 成为了1920年代经济扩张主义者最喜爱的格言。 [4]

西部英雄不断驯服和回收边疆的故事，不仅发生在电影叙事之内，同样发生在好莱坞电影工业本身的发展当中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本土的西部片已如昨日黄花，而意大利的天才导演赛尔乔·莱昂内却以《镖客三部曲》复兴了西部片的类型传奇。这三部电影塑造了模糊正邪界限的神秘牛仔形象，并用极具仪式感的动作和特写切换创造出一种意境化的风格。经由欧洲导演的外部视角，美国西部英雄神秘、疏离而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形象一跃成为可能性的代名词，吸引全球影人在这一类型之下持续创造英雄形象。直到2012年，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西部片《被解救的姜戈》依旧深受莱昂内气质的影响。 西部片也如西部牛仔一般，以“西进”的方式驯化了艺术的“新边疆”——欧洲，并以昂扬的姿态持续挺进全球市场。

（二）南方英雄：清教道德与白人至上

在美国电影诞生之初，还有一部重要的影片也回应了“我们是谁”的时代追问。它就是1915年格里菲斯导演的 《一个国家的诞生》 。这部电影创造了后来美国电影史上经典的“南方英雄”形象，深刻影响了美国电影中的保守主义国家叙事。与西部片不同， 它需要回应的是1896年种族隔离制度“吉姆·克劳法”出台之后，美国宪政面临的正当性难题。

这部电影中的英雄是今天看来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3K党。 在电影中，3K党首领是一位具有清教德性的南方白人，如同战前种植园小说中的高贵骑士一般，极具家庭责任感，在妹妹即将被黑人“玷污”的“危难时刻”，拯救家人于水火之中。当3K党骑手汇合并风驰电掣般前往救援时，影院的观众欢呼雀跃。格里菲斯几乎让每一个阶层的白人观众都产生了情感共鸣。 [5] 毕竟，为北方激进革命所困扰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异见者，还有无数在北方工业发展的浪潮中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底层白人。电影对种植园伦理的招魂，不仅是因为种族隔离问题造成了现实的社会分裂，还 因为大工业和都市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价值真空和政治动荡，令前现代那种温情浪漫的生活方式与保守内敛的道德伦理成为怀旧者的心灵寄托。 这种“南方情结”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依旧清晰可辨：当特朗普主义暴徒冲进国会大厦，同时树起十三个建国州和南方奴隶主的旗帜时， [6] 南方英雄背后的原教旨主义昭然若揭。

如果说西部英雄代表了美国民族神话中开拓性的一面，那么南方英雄就代表了新大陆清教徒身上保守的一面。 美国民族神话的奇特之处正在于这种开放和保守的综合。这两种类型在后来的美国电影中也逐渐合流，不论是热衷于决斗，“迷失在现代的浪漫骑士”《巴顿将军》 （1970） ，还是《独立日》中以牛仔作派上战场的“宇宙骑士” （1996） ，甚至于“反英雄”类型片的滥觞《出租车司机》中信仰家庭伦理的社会边缘人特拉维斯 （1976） ，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

西部英雄与南方英雄的共同特质又是“怀旧”。 这种现代怀旧是一种综合了“文明与野蛮”辩证法的怀旧，这些英雄不仅提醒观众 追忆浪漫的过去 ，同时也帮助观众 征服浪漫的过去。 抒情与暴力、记忆与遗忘并行。铭记西进的英雄气概需要遗忘屠杀印第安人和奴隶贸易的暴力，也需要速度和节奏不断加快的电影剪辑技术和流水线生产的好莱坞电影工业。 批量生产的怀旧情绪最终让征服和奴役的历史成为浪漫的源头，让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崭露头角，一跃成为全球强国的美国在文化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由此开始，美国英雄已不满足于讲述单一民族神话，而逐渐走上了普世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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