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清中期出現的所謂“仿宋”刻本，主要是出於考據學家利用宋元古本的需要。宋元古本孤秘罕傳，學者難得一見，於是衹好盡可能依照原樣重刻，廣泛印行。由於重在再現古刻舊本的文字內容，所以在形式上並沒有過分追求與所依據的底本相似性，衹是大致仿佛於南宋浙本的歐體字而已，以致把很多建本也都重刻成了浙本的模樣。
清末以來的“覆宋”刻本，則與此有很大不同。這一“覆刻”宋元古本的風氣，肇始於光緒前期楊守敬在日本代駐日公使黎庶昌刊刻的《古逸叢書》。爲了刊刻那些在中國久已佚失的古刻舊本，楊氏以重金招募日本最好的刻工，精雕細琢，使印成的新本多與原本惟妙惟肖，至善至美，大大超越了清中期“仿宋”刻本的精度，時人稱譽其“雕造褚印，色色俱臻絕頂”（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語）。
《古逸叢書》的版刻形式，對正在趨於沒落的中國版刻業造成了強烈刺激。在其影響下，按照同樣的方式“覆刻”宋元古本，以最大限度地逼近原本面貌，一時蔚然成風，民國初年仍沿承未替，直至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以後，纔轉趨衰落。在這當中，就包括蔣汝刊刻《藻密韻景宋本七種》。在《密韻樓景宋本七種》中，就“覆刻”有下文還要具體談到的南宋末刊《草窗韻語》。
中華民國十一年
蔣汝藻密韻樓
景宋刊本《草窗韻語》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風氣盛起之日，也正是西式影印技術（含照相石印技術）在中國傳播應用的時候；特別是民國二年董康在日本首創以珂羅版精印古刻舊本的做法之後，用這種方法影印善本古籍之精良，以至於與原本毫髮不爽（關於董康影印古籍的情況，賈二強學長《董康影印古書述略》一文有具體考述，文載李浩、賈二強合編《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在這樣的印刷技術背景下，爲什麼還會有很多人非要採用傳統的雕版技術來再現古本風貌而不是以影印的方式來複製古書？
民國二年董康在
日本用珂羅版影印的
宋刻《劉夢得文集》
對這一問題，業師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中嘗有所論述，不過具體講述的是珂羅版與雕版印刷的對比，而不是全面闡釋所有影印技術與雕版技術的興替關係。按照我對黃先生這一論述的理解，它應該也適用於珂羅版之外的其他各項影印技術。
黃永年先生認爲，珂羅版影印古書在當時未能暢銷的一項重要原因，是即使是像珂羅版印書這樣逼近原本，“愛玩舊書的人還嫌它不如覆刻本古雅”，以至於還要以珂羅版本作底本上木重雕木版（《古籍版本學》第十一章《影印本》）。影印本中最爲精美雅緻的珂羅版尚嫌其不夠“古雅”，其餘各種影印之本，類皆自鄶以下，又何足論焉。
循此思路，就很容易理解，清末民國時期一度盛行的“覆刻”宋元古本行爲，從總體上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出於賞玩的需要，而不是像清代中期盛行的“仿刻”宋元古本那樣，主要是用於學人研讀。當然，這些“覆刻”的古籍，在供文人雅士賞玩之外，同時也可以爲學術研究提供很大幫助。
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是看一看同一時期影印的大量古籍，就可以理解得更爲清楚。即以羅振玉彙印的叢書而言，就有《鳴沙石室佚書》、《芸窗叢刻》、《吉石盦叢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嘉草軒叢書》、《貞松堂藏西陲祕籍叢殘》等，這些叢書或全部、或大部，都是影印的古籍，衹是其中不僅有宋元舊刻，還包含很多新近出土發現的古代寫本；其他如瞿啓甲輯印的《鐵琴銅劍樓叢書》，則主要是影印稀見的宋元刻本。影印這些古籍，顯然是直接服務於學術研究；特別是羅振玉影印的各種書籍，都是針對文史研究的迫切需要，爲應求治學所需而印書。
統觀上述兩種形式複製的古本舊籍，大體上可以說是旗鼓相當，各具特色，各自滿足不同的需要。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期開始，隨着《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本彙印叢書的出版發行，對古刻舊本的影印始徹底壓倒“覆刻”，在複製古籍的方式上，佔據絕對的主流。
在上述背景下審視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雕版印刷的書籍，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赤色”書籍，諸如《毛主席詩詞》和《共產黨宣言》等，在“赤色”的外衣下，掩蓋着的是一種賞玩的需求。
以《毛主席詩詞》爲例，1958年文物出版社首次雕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在版式和字體上，就都呈現出模仿宋浙本的特點。此後多種雕版印刷的《毛主席詩詞》，直至1977年上海書畫社刊刻的《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都採用了不同於普通方體字的特殊字體，不同程度地貼近於宋元古本。“雅”的程度雖然遠遠不夠，但顯然是盡力想把書刻得更美一些（其中以文物出版社在1965年雕印的《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最爲美觀，也最接近宋浙本）。看似高度“赤色”的經典，在緊繃着的意識形態外表下，其內在的本質，卻與前前朝遺老遺少曾經把玩過的“覆刻”古本一脈相承，有一層很濃重的閒適消遣文化的底色；若是嚴格地用當時的標準來衡量，這無疑是一種頹廢的習尚。
1958
年文物出版本
《毛主席詩詞》
1965年文物出版社本
《毛主席詩詞》
1977年上海書畫社本
《毛主席詩詞》
講了這麼多歷史背景，讓我們把話題再拉回今天。近若干年來，出現了一小批雕版印刷的書籍，姜尋先生梓行的《一切》及其他書籍，衹是這當中的一部分。從實用角度看，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早已把傳統的雕版印刷徹底拋棄，那麼，它之所以能在一定範圍內復活或者說是存活，衹能是基於賞玩的需求，而如上所述，滿足這種需求的雕版印刷，是清末以來從出版印刷業主幹道上汊出的一條涓涓細流。
瞭解到在那個紅彤彤的年代，尚且能有此等優雅的消遣，那麼也就很容易理解，近年出現的像《一切》這樣的雕版印本，實際上衹能作爲作爲一種工藝品來摩挲觀賞，這是其存在的根本價值。當然，作爲一本書籍，無論怎樣印製，它終究會具有閱讀的功能，但已經微不足道。
還是以《一切》這部書爲例，來看一下傳統的雕版印刷在今天的發展趨向。
首先，在版刻的字體和版式上，《一切》都完全取法於南宋末年刊刻的周密詩集《草窗韻語》，甚至包括具體的行數字數。從總體上看，在中國古代版刻體系當中，《草窗韻語》應屬於宋浙本的範疇，這一點，稍習古籍版本者都不難判斷，而依據古本來雕印工藝性的新本，宋浙本的字體、版式，自然是首選，竊以爲這也應該是最一般、最大路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