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一旦每个人的特定活动都开始成为政治化的基础时，
通往写作的入口（做为知识分子的神圣标记）便消失了。这样一来，跨越不同类型的知识，从这一个政治化的焦点到另一个焦点，发展出横向的连结也变得可能。
行政官员与精神病学家、医生与社工、实验室技术人员与社会学家既处在自己的领域中，也透过彼此共同参与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的整体进程。即使作家消失，大学与学术界也能产生交集。因此，大学教育有理由成为政治上的敏感地带。
所以，所谓大学的危机不应当被诠释为权力的流失；而是相反地，为其权力效应的倍增与强化，并作为不断变化连结形态的知识分子中心，这些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会连接或经过这个学术系统。
1960 年代我们所看到的，对写作活动的整个不断的理论化，无疑只是一个过程的尾声而已。透过它，作家为了保存其政治上的优势而战斗着；但事实是，它确实是理论的；
它需要植基于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之上的科学资格；这理论需要从索绪尔（Saussure），乔姆斯基（Chomsky）等人的研究中取得指导；以及它导致了一批如此平凡无奇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作家的活动已不再是事物的焦点了。
对我来说，这种“特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浮现的。原子弹专家（简单的说，或许就是这个名字：
奥本海默
）或许就是做为从普遍性的过渡到特定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
这是因为他与科学知识、还有他们原子科学家所能够介入的机构间，有着直接且在地的关连；但因为核子的威胁影响到整个人类及世界的命运，使得他的论述同时也可以是普遍性的论述。
在这种攸关全世界的异议标志下，原子专家将他在知识位阶里的“特定位置”带进舞台之中。
1945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航拍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后的三一试验场。
我认为这也是知识分子首次，不是因为他所提出的普遍性论述而为政治权力所迫害，而是因为他所能掌握的知识：也是在这个层次上，他构成了对政治的威胁。
我在这里仅仅提及到西方的知识分子。苏联的情形在某些点上与此有些类似，但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的确是需要将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自从1945 年以来的科学异议份子分子，进行一全盘性的研究。
或可这么说，在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期活跃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是起源自一种相当特定的历史形像：正义之人、法律之人，他以普遍的正义以及理想法律的公正性，来对抗“权力、专制、以及财富的傲慢与滥用”。
十八世纪巨大的政治斗争，是为了必须被普遍化的法律、权利、体制、理性与法律的公正性等等而战。我们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政治上的知识分子，而非社会学意义中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在政治斗争场域中，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力以及自己与真理关系的人），我想是
法学家的传承者
，或者至少是
诉诸公正法律之普遍性的人，
且如果有必要，反对其法学专业也在所不顾（法国的伏尔泰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起源自法学家与名士，但其最终而全幅的意义，是在作家的形象中表现出来：是价值与意义的承载者，且所有的人都可以透过这价值与意义来认清自己。
门采尔的油画《圆桌》描绘了伏尔泰和普鲁士的科学家接受腓特烈大帝宴请
“特定的”知识分子则起源自相当不一样的形象，不是法学家、名士，而是学者或专家。
我认为就是现在，伴随着原子弹科学家的活动，这第二种形象才开始进入前线。事实上它已经在两翼待命一段时间了，并且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它至少已经出现在舞台的一角。毫无疑问，这与达尔文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后达尔文进化论者」（post-Darwinian）一道，这个形象变得逐渐明晰。
从演化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纠葛开始，以及演化论高度暧昧模糊的效果（如对社会学、犯罪学、精神病学以及优生学），都标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专家开始以“局部”科学真理之名介入当代政治斗争之中——不管后者究竟有多重要。
从历史角度看来，达尔文代表着这个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转折点。就此而言，左拉是个非常重要的例子：他是“普遍性的”知识分子，是法律的承载者以及平等原则的斗士，但他以疾病分类学与进化论来支撑他的论述；他相信这些是科学的，但他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相当贫乏的，而且在他的论述中，这些知识的政治效应非常模糊。
如果想要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跟随物理学家的脚步，看看他们是如何在二十世纪初，重新再进入政治辩论的场域。
在这段历史中，社会主义理论家与“相对论”理论家们之间的辩论，会是相当重要的。
无论如何，生物学与物理学在形成“特定的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方面，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在经济与战略领域中技术-科学结构的扩张，给予他实质上的重要性。
这个让新知识分子的功能与名望汇集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天才的作家”，而是“绝对的（absolute）专家”；他不再承载所有人的价值，以对抗不义的君主或是其执行者，并让自己的呼喊甚至得到墓中亡魂的共鸣。倒不如说是，他与少数几个人，无论是为国家服务或是反对它，拥有能造福或是彻底摧毁生命的权力。
他不再是歌颂永恒的吟游诗人，而是生命与死亡的战略家。
与此同时，眼下我们正经历着“伟大作家”形像的消逝。现在让我们回到更精确的细节中。与当代社会中技术-科学结构的发展并行，我们可以同意特定的知识分子在新近的辩论中所获得的重要性，以及这个过程在1960 之后的加速发展。现在，特定的知识分子遭遇到某种障碍，也面临着某种危险
：
继续停留在复杂多样情境之斗争（conjuctural struggles）的危险、不断提出仅限制在特定领域要求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