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古代典范与未来之总体｜读理查德·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
文本｜《
未来的艺术作品》
（
Das Kunstwerk der Zukunft
）
1849年5月，欧洲革命的火种于德国剧作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所在的城市德累斯顿燃起，时任皇家萨科森宫廷音乐指挥的瓦格纳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起义的队伍中。他匿名发表革命鼓动文章，制作武器炸弹并在十字教堂顶部瞭望，最后因此受到通缉而不得不流亡他国。在逃至苏黎世后，瓦格纳在短短两个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其影响最为深远的艺术理论篇章——《未来的艺术作品》[
Das Kunst der Zukunft
]。在其中，瓦格纳哲学性地从人、艺术、自然的本质关系与发展规律谈起，大力抨击现代艺术脱离人民生活、虚伪投机的问题。他进而以古希腊悲剧在城邦政治中所发挥的民族联结作用为典范，提出了对未来艺术作品的理想构画——“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作为一个被后世反复咀嚼并不断焕新的术语，“总体艺术作品”在最初的瓦格纳这里指向一种以音乐、诗歌、舞蹈为核心，以建筑、绘画、雕塑为辅助，各艺术形式交织相融、统合为一的戏剧作品。本次座谈将重点围绕《未来的艺术作品》以及瓦格纳同于1849年写作的另一篇文章《艺术与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讨论“总体艺术作品”背后的革命年代图景及其所承载的时代愿景，引出瓦格纳在这一概念背后潜藏的历史意识形态及危机，勾连至半个世纪后的世界大战与艺术先锋运动。
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建造的拜罗伊特节日剧场，于1875年竣工
二战后的数十年间，欧美知识界对人类灾难的反思构成了思想史的最大语境，由此也为其后几代人赢得了相互讨论和彼此共情的重要基础。世纪之交，经济的全球化、政治上努力寻求共识和重新对话的局面达至顶峰，人类历史似乎在局部震荡中“整体向好”，这是我们这一世代成长的背景。
然而近些年来，我们发现，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及其有效性正在悄然瓦解，以瘟疫的全球蔓延为引线，世界的撕裂在民族主义与右翼极端主义的回潮中进一步加剧。美国——作为冷战之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矛盾如陈年痼疾再度凸显，导致了其社会的进一步撕裂；相应地，在对外姿态上，其也从战后国际事务话事人的角色转向采取全面的孤立主义政策。这些转变正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每个人的生活。在甚嚣尘上的“
MAGA
”的叫嚷声中，在闹剧般的政治秀场之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平等”与“多元”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流行观念遭到了空前打击，这也令有所觉知的人们无法再放任自己的思想依其惯性随波逐流，从而也使学者们不得不重审理论思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以此在智识上努力应对现实中的不确定性。
一时间，从市井街头到学术殿堂，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圈层以各自的方式被讨论。一方面，大众从流行媒介中抓取只言片语，将未经反思的简单观念投射到与自身经验和感觉并不直接相连的遥远现场，或义愤填膺或隔岸观火；在学界，知识分子则郑重地将其置于概念的沙盘上来回推演，高谈阔论的指点、居高临下的批判与悲观的扼腕叹息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景中，如何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他者”成为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置若罔闻还是无情批判？如何能够使我们对这一“他者”的观察尽可能地内在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能确保自己不被我们所批判的观念所俘获而浑然不知？作为一个初涉学术的“艺术理论”学习者，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给出理论解释既非我之能事又令我心存疑虑。因此，在刚从这一众矢之的抽离之际，我打算从个人亲身经历出发，谈谈在过去五年间的两次访学的所感所悟，尝试以接洽日常经验的方式映射我对作为社会实体与文化载体之美国的所思所想，以及这些经历对我自身认知模式的冲击和改变，以期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回应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在席卷而来的政治浪潮中如何自处的问题。
文本｜
《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
（
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
）
1950年，当意大利建筑师在城市规划的斗争中感到迷茫与无力时，他们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历史。建筑师们选择不小心忘记一部分历史，重点描绘另一部分历史，为现实的选择注入足量的正当性，使得当下可信，使得未来可望。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二十年后出现的那位建筑学的扫把星：曼弗雷多·塔夫里。
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背负高到没有人相信可以偿还的赔款结束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现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问题不仅没有通过欺负战败国得以解决，反而变得更为棘手：不仅全球范围内，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可供倾销过剩产能的地区已经几乎不存在，既有的殖民地也纷纷开始爆发独立运动，以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至此，当空间上的扩张已到极限，唯一可行的方向就是在时间上的扩张：通过金融的手段让未来的交易在当下立即生效，以消化过剩的生产和刺激再生产的欲望。正是在将目光投向未来的这一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位可以与它长久相伴的好朋友：历史。当然，当时它仍不知道的是，再过十年，它还有幸可以找到另一位与它更为熟悉、相伴更为长久的朋友：经济危机。
批评是艺术的后勤，艺术是政治的后勤，是感知战争的后勤。批评·家持续组织线下活动，批评家与艺术家相互召集，并以各自的路径去思考“未来”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供需，这便要求双方既探知“敌情”，不沿用旧有的战术与战略；又开拓新的认识视域，寻找新的打法，方能组织成一次有效的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