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傅斯年，很有一点传统士大夫的豪杰气。豪杰气，不是每一代士大夫都会有的，按照钱穆的看法，只有战国、三国、唐代和宋朝的知识分子有豪杰气。豪杰气背后必要有凭籍，三国和唐代的士大夫凭籍的是封建门第，是不可一世的贵族之气。但在战国和宋朝，贵族士大夫衰落，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一无凭籍，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孔老夫子遗留下来的儒家道统。到二十世纪，传统士大夫消亡了，士大夫的精神依然存在，光大于傅斯年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也是平民出身，没有门第的荫护。
虽然孔夫子之道已经被抛弃，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强大的道统：现代知识。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正是凭籍新的知识道统，与政统中的既得利益搏杀。
新的知识道统，到二十世纪，不再是云游四方的孤魂，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会建制，那就是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业和研究机构。傅斯年脑瓜子很清楚，离开了这些知识根据地，知识分子将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
这位当年五四爱国游行的总指挥，对政治虽然有兴趣，但正如程沧波所说：“他对政治，喜欢谈论，而容易厌倦。偶然奋不顾身的一击，并不是对政治有兴趣，而是激发于士大夫的责任感。”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看透了中国政治的不可为：“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
▲程沧波(后)、胡适（前中）
不能以政治改政治，而又负有士大夫匡正天下的责任，那就只有以知识为凭籍，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了。到40年代，因为傅斯年的名气实在太大，对国家也忠心耿耿，而其行政能力又众所公认，蒋介石几次动脑筋，要把他请他政府里面。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换了当今那些爱国名士，还不是感激涕零，趋之若鹜。但傅斯年偏偏不肯就范，他知道，一入宦门，苦海无边，哪里还有自由放炮的机会！
他给蒋写了一封信，力陈“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最后，再三推却而不得，勉强做了个立法委员，一来还在政府的外围，二来放起炮来也方便。
傅斯年自己不做官，而且还力阻胡适误入候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考虑拉胡适入阁，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时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对政治也仅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但他碍于情面，且对蒋尚存幻想，一度颇跃跃欲试。傅斯年心急如焚，函电交驰，劝阻老师千万不要上当。他对胡适说，蒋表面上要改革政治，实则缺乏起码的改革诚意。借重先生您，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只要先生您坚持不可，非任何人能够勉强。您三十年之盛名，不可废于一旦，令亲者痛，北大瓦解。傅斯年这番话，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留在了北大。
傅斯年的不入政府，并非权宜之计，这与他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有关。他相信，只有守住舆论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才有自己最好的政治发挥。在给胡适的信中，他有一段话，说得极透彻：“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永远在野，这也是豪杰气，这样的豪杰气，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性格，很有点现代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傅斯年（左）、蒋介石（右）
因为是国民党多少年的朋友，傅斯年对这个党的弊病看得比一般局外人都要清楚。他在那篇脍炙人口的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开首，就深有感触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
他认定，国民党堕落到如此地步，主要就是由于孔宋这样的腐败势力作祟。改革政治的第一步，就是请孔宋走开，肃清既得利益。他以绝然的口吻说：“要社会公平，必须侵犯既得利益，要实行民生主义，必须侵犯既得利益。”
中国士大夫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傅斯年的公平理想，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拥有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没有像时下中国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将自由主义理解为“自由竞争”、“财产自由”、“发展至上”等几条向权势者或新富翁献媚的市场教条，他对欧洲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自己的反思，认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因为与资本主义结合，一切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变质了。
“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只缘于资本主义结合而失其灵魂，今若恢复灵魂，只有反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傅斯年心目中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四大自由”的罗斯福新政，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
他有一段名言，特别反映了内心的理想：“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中国是一个既无自由也无公平的国家，偏偏又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无法抛弃它、离开它，只有为了心中的理想去呐喊和奋斗。他对孔宋这样的误国势力恨到了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不惜豁出只身，与之搏斗。
同样为亲政府的自由主义，傅斯年与胡适是有点区别的。在20年代末，当胡适为人权呼喊的时候，傅斯年倒是埋首于象牙塔中远离尘世。到40年代末，两个人似乎倒了个位置：胡适越来越保守中庸，傅斯年日趋激进亢奋。傅斯年曾经说过：“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程沧波也这样评论，如果说胡适是“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那么傅斯年就是“急进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
傅斯年主张“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但胡适却不甚赞同，他回复傅斯年说：“我的Anglo-Saxon训练决不容许我作此见解。若从老兄所主张的‘法治’观点看是决不可能。若不用法律手续，则又不是我所想像的‘法治’了，只可以用共产党的‘清算’了。”至于对国民党和蒋的看法，胡适也自认在海外九年，看事理较国内朋友客观、宽恕，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