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应该是一朵定位于全球资源配置中心的时间之玫瑰。不只是“集聚”，还须是“流通”；从而令金融与实体之间无国界地真正良性循环、流动起来。
经济双循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浦东金融亦被赋予新的内涵与新的定位。
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分别从科技创新、供需互动、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提高收入水平、高水平对外开放六个方面详解实施路径。
文章指出，对金融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大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科技水平。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
就集聚的外资机构数量，以及金融附加值占比而言，浦东金融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无疑“大功告成”；但就全球资源配置、金融交易来看，尚有短板；其距离理想的、交易流通或畅通的国际性金融中心，还有距离。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对经济观察网说，不能单纯的看集聚了多少家外资机构；而要看其能否成为国际性的投融资中心。国际金融的“国际”两个字，不仅代表有多少外资机构，而在于投融资是否国际化。它实际上关乎“双循环”，即在国际循环当中，融资、投资能不能到这里来做？比如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否来这里融资？
“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标志，不是金融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而是聚集全球金融资源进行交易，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价格。”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说。他认为，从这一角度看，上海还需努力。其必须注重于各种金融交易市场（股票、债券、黄金、外汇、期货等等）的建设与开放，特别是人民币全球交易和清算总中心，以及在金融交易市场的计价与清算。
当初成的国际金融中心遇见“双循环”新格局，其将如何最大化迸发活力？
时间是最有价值的资产。“三十而立”看浦东——国际金融中心初成。英国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上海已位列第三名。其实是一年两次跨越。2020年3月，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公布，上海首次晋升全球第四。9月25日，第28期GFCI 公布上海跻身三甲。
而今年恰是实现“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英国智库公布的排名不只是佐证，还是一种“点赞”。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是配置全球资源的关键所在。浦东坚持在提高国际影响力和带动力上下功夫，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近日表示。
可以这样数说浦东金融：浦东是全球金融机构集聚最密集的地区第一；截至2020年10月底，浦东共有银证保等持牌类金融机构1105家，其中银行类287家，证券类509家，保险类309家。
浦东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目前，浦东已经集聚了股票、债券、期货、保险、信托、外汇等13家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此外，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交量 14.12亿手，全球排名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交额 282万亿，全球排名第四。194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11月11日）中，有16家浦东科创板上市公司。截至2019年末，上海股票市场市值、成交额和筹资额分别排名全球第4位、第4位和第2位。
另外，“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及黄金国际板等均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启动；A股相继被纳入明晟（MSCI）、富时罗素（FTSE）、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指数；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说，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以人民币资产为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
最新一期 GFCI指数显示，上海排名首次升至第三位，并且各项综合得分也较上一次提升8分，与第一名纽约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22分。具体而言，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国际声誉等五个方面，上海全部进入前十。
不过，在人力资本方面，上海本次排名虽达到了第4名，但较上一次低了一名。盛松成就此表示，个别指标也存在下降等情况，反映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高素质的金融人才，这也是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所需要加强的地方。
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又有何新的发展机遇呢？
盛松成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积极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扩大金融双向开放，加快中外金融机构集聚；二是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推动资本市场发展；三是努力建成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四是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瑞银资产管理总经理陈章龙说，如果从资管行业从业人员来看（上海金融高地的建设），目前国际资金，国际主流的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关注度史无前例。“不要去说外部有很多地缘政治的因素和干扰，我反反复复说的就是——国际资金对中国的投资热情越来越高涨，而且趋势越来越显性。”
“既然是金融中心城市，我们还是要辐射全球，未来也希望国内的团队服务的投资者投资的资金是全世界募集来的资金。”陈章龙称，其愿景是，立足上海，服务于世界各地的市场，管理世界各地的投资，包括中国国内的投资。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工作局副局长门庆兵说，从第一家外资银行、外资保险的设立开始，开发开放30年来，浦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金融开放史和发展史上的“第一”，引领了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下一步按照中央的要求，浦东要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要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
“原来着重于集聚机构和市场，将来我们更多地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未来要在制度型创新方面做一些引领，要在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国际经贸新规则、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上体现新作为。”他称。
正如为什么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中央最后决定把国际金融中心放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盛松成解释，是为了促进上海的实体经济发展，带动长三角的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全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我们如果在上海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有利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历史、现状、地理位置来看，上海的条件都最有利。”盛松成说。
如果细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是“五个中心”。央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指出，上海正成为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开放中心、优质营商环境的示范中心及金融科技中心，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离不开金融科技的支撑。
浦发银行董事长郑杨直言“勇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按照郑杨的话说，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为商业银行发展带来了政策红利和机遇，比如鼓励商业银行在上海设立专业理财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极大拓展金融机构间的合作空间，加强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等等。
“这将为商业银行服务好实体经济提供新渠道，为商业银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空间，为商业银行推进国际化发展提供新平台。”郑杨称。
站在即将翻篇的2020庚子年之新起点上，负重前行的上海浦东金融再出发。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满足四件事：即本国居民以外币举债；本国居民投资外币的资产；外国居民以本币举债；外国居民投资本币的资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告诉经济观察网，“这四点做好了，就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国际金融中心。”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些粗浅看法。如果能再做好两件事，那就更完美了——可谓真正做到在岸与离岸的统一，即：外国居民以外币举债+外国居民投资外币的资产。”张明告诉经济观察网。
这关乎交易流通、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其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
按照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的话说，中国金融变革和进步的力量之一，恰来自于开放。他认为，目前，开放的目标有两个，人民币国际化和将中国资本市场建立设成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他表示，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解决人民币可自由交易问题，然后再解决计价、结算、储备功能。“先要解决可自由交易的问题，才可以谈人民币国际化。”
而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方面，12月2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其撰写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文章中指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衡。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建立多元、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这其中的“稳慎”二字不乏深意，即稳健、慎重；反推之则或是，资本账目可兑换而言，宜稳步推进。
以“定价权”为例，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严弘认为，要真正使得更多海外投资者能够参与到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过程，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加国际化和国际模式相接轨的市场规则。现在在自贸区或者新片区里边，通过离岸市场的模式更容易得到实现。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试点能够更好地找到一条真正能够使得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中起到国际定价权角色的途径和场景。”他说。
在门庆兵看来，目前要客观、理性的来看“前三甲”排名。他表示浦东正在积极努力补足短板。一是着力完善金融体系，构建金融业新发展格局；二是着力集聚高能级金融机构，打造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新高地；三是着力发挥重要平台作用，拓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局面；四是着力完善配套工作措施，营造金融发展新生态。
事实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肯定伴随着其他各类中心的建成，而不是单一的发展。即无论是法律、交通、城市管理，各方面环境类、配套类的措施，都需要同步推进。”上海国际信托副总经理叶力俭称。
严弘亦解释，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过程，更多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经济和活力发挥出来。如此，全世界的人都会跟你进行交易，整个市场国际化程度就会更加提高。“定价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刻舟求剑往往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发展既要稳步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也要有的放矢地发挥引领作用；还要“无界”联通实体经济，令“双循环”真正畅通起来。怎奈，金融改革确有一定的“时序”，这是绕不开的一个“结”。
因为，最终的靶心还是会指向“中国的资本大门”。但这恰恰是最后的屏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一直被中国经济学奉为圭臬。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怀疑态度难免不被视为异类。
他在很多年前就表示，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民币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或之一）。因而，中国终有一天会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基于这种逻辑，支持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可能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如果有人问‘中国最容易在什么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过早的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余永定长期以来不主张马上全面开放资本项目，他认为，迄今为止的准备不足，诸如需要具备法律、制度、政治，以及经济等一系列的先决开放条件；包括汇率清洁浮动就是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甚至产权保护等……改革得按照时序来，一步步推进。全面开放资本项目是最后一步，不能本末倒置。
易纲撰文称，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人民币会以市场化方式逐渐成为国际货币，在此背景下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要求我们必须从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高度出发，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改革，积极参与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进金融双向开放。
某种意义上，“国际化”不啻是我们的一个痛点。
就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双循环’战略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双循环”的新格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三大短板：国际化程度不足；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良性循环面临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要依托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境内外多重制约。
站在律政的角度，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磊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短板之一在于人才。“上海（浦东）的金融人才是全中国最聚集的地方之一，但是从国际视角来看还是有一定差距。”
在CF40研究部看来，下一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具体从五方面入手：A，加快提升国际化水平，以制度开放为核心，进一步与国际接轨。B，优化营商环境，重点完善法制和税收制度。C，加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良性互动。D，以财资管理、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为抓手，深入构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E，加强国内外合作，提高上海的国际影响力。
如上，一切都需要时间的铺垫，以及各种战略与战术的配合；既然“国际化”是新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痛点”，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营造有助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生态，但其又被“资本账户开放”所束缚。
“圭臬”也好，“异类”也罢；也不管被贴了什么标签；既如澎湃洪流，也如平缓静波的时间，有着即定规律与秩序；资本在它的面前只会表现趋利的本性。疫情给世界带来的结构性、趋势性、深层次之变化，亦更需要时间与资本的修复。
而一朵定位于全球资源配置，以及“五个中心”的时间之玫瑰，也终将绽放在“国际化”的土壤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