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我个人为什么始终认为城市是一样魅力无穷的存在呢？大致是源于我自己的一个观点：站在社会学角度说，城市是宏观意义上的人（家庭），人（家庭）是微观意义上的城市；站在经济学角度说，城市是宏观意义上的公司，公司是微观意义上的城市。
简单解释以上这个观点，大致就是说，城市的本质和家庭、公司是非常相近的，你甚至可以将其理解成为超大号的家庭或公司。家庭和公司的组成是人，城市的组成同样是人。因为有了人，继而才有了消费的需求，接下来就是商业的诞生，以及商界层次的不断提高。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距，表面看上去是人口多与人口少的区别。但本质上，却是因为人才的质量不同，所以创造出的商业集合数量和层级不同，继而对接下来人的人口吸引力产生巨大差异。当一座城市形成规模后，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才持续流入，他们在这里先是就业，而后时机成熟后再进行创业，最终完成对这个城市财税上的贡献。
而城市的管理者，通过获得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每一个个体的贡献，最终再将这些资金合理分配，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比如公共场馆，比如道路，比如路灯，比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等等。所以当我们初到一座陌生城市，引入眼帘的究竟是霓虹璀璨，还是星星点点，背后的本质正是一座城市的财政实力。通俗点说，就是一座城市究竟手里有多少钱。
正巧，近日标准排名发布了一份“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正好借着这份榜单，和大家聊聊关于各个城市究为什么有钱，又为什么没钱这件有意思的事儿。
一般来说，一座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的贡献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
偶发因素作为一个小几率事件，这里我们直接不再多谈。重点说说剩下的几个核心影响一座城市到底财力厚薄的重要因素：
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城市行政级别的高低，对于一座城市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巨大，可以直接影响城市所创造经济价值的留存比例——普通地级市需要与省、中央进行两次财政上缴分配；计划单列市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而直辖市原本就是直接由中央直辖，在地方财政上缴和转移支付等各项涉及财税分配上都有较大的优势。
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GDP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规模的最直接数据，经济越发达，创造经济利益越高，造富能力越强，自然城市也就更有钱。
产业结构选择：为什么世界范围内通常把第三产业服务业占比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阶段呢？核心原因就在于，服务业能够创造的经济效益更高，自然也就意味着能够为所在城市创造更多的税收贡献。而在实行分税制的中国，第二产业一般创造的多为增值税，而较少创造企业所得税。而增值税属于国税类别，地税类别的税种主要都集中在第三产业。所以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一座城市的财政收入水平。
财政税收体制：宏观上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分税制和转移支付了，但是微观上各个城市除了上文中提到的行政级别不同，还要考虑所在省份的区域经济发展均衡情况的问题。关于这点，在接下来还会讲到。
所以总而言之，地方财政总收入是一个广义概念，相当于一个人一年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赚来的所有收入。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大致上近似于一个人的可支配收入，需要扣除孝敬父母的，养育子女的，偿还债务的等等各项支出，最后剩余的才是可以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和民生工程的资金。
此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上文中的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重点我们来放到前十名的城市进行一下比较和解析。排名由上到下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庆、苏州、杭州、广州、武汉、成都。我们按照城市级别归一归类：
直辖市级：上海、北京、天津、重庆；
计划单列市级：深圳；
省会级：杭州、广州、武汉、成都（四城还同为副省级市）；
地级市级：苏州。
直辖市几乎不必多说，在财税分配和转移支付制度上优势明显。计划单列市的深圳需要提一笔的是，深圳不仅是作为计划单列市无须向广东上缴省级财税，而且在产业机构上优势明显，高科技和金融为主要产业的深圳，在创税层面实力强大。而深圳不足两千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也使得深圳的房价始终处于中国最高水平，土地出让和房产交易收入，同样不容小觑。
作为普通地级市的苏州能够常年位列中国城市财政收入榜前十位次，一方面是苏州的经济体量惊人，GDP排名同样常年位于全国城市十强榜单。另外苏州其实还应感谢所处的江苏省区域发展均衡性全国领先，所以需要贡献给省级财政的比例并不算高，最终自己得以留下较多的公共预算进行自身城市建设。
而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武汉和成都，一方面在进行与所在省份财税上缴比例的制度设定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作为省会城市，其实还享受了一定程度的“总部经济”效应。即原本创办于省内各个地级市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进一步壮大往往都会将企业总部迁至省会城市。而省会城市因为拥有雄厚的公共预算资本，又可以对迁来的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税收补贴，从而进一步加速企业的持续流入。
虽然我们没有讨论榜单十名之后的城市，但是和深圳同为计划单列市的宁波、青岛、厦门、大连都位列公共预算前二十名的位置，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计划单列市的财税政策优势。
而前十名中最让人感到意外，就要说身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的广州，在公共预算城市排名中，竟然只排到了第八位，1533.1亿元的公共预算收入，仅比武汉多上一些，比杭州都要少。而这个数据，也是网络上某些或居心叵测，或不明就里的网友，用来鼓吹和煽动广州衰落的“依据”。
而事实上，广州的公共预算收入之所以与自身的经济体量不匹配，并不是因为广州本身的税收能力弱，也不是广州本身的企业实力差。而在于广州所执行的财政分配制度。
中山大学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教授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谈到过关于广州公共预算相关问题：“广东的税收主要来源于珠三角，珠三角还要扣除最大的深圳，省级财政主要来源于广州、佛山等地，尤其是广州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可以佐证的是，2015年广东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364.76亿元，增长16.2%，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多年来，广州每产生1元财税收入，大概有0.75元贡献给中央和省内，自己只留下0.25元。以2011年为例，当年来源于广州地区的财政总收入3978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979.47亿元，同比增长20.5%。这一年广州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还不及财政总收入的1/4。
正是由于广东地区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发展的极不均衡性，才导致广州作为省内的老大哥，每年都必须从财政收入中拿出绝大多部分，上缴省级财政，用于支援省内的经济落后地区的建设。和广州同样承担着如此重任，就是佛山和东莞两城。所以这二城的公共预算收入城市排名，也要逊色于自身经济体量的城市排名。
谈到此处，可能就会有朋友问到，既然广东省自身的区域发展都如此不均衡，粤东、粤北、粤西地区经济都还存在欠发达的情况，那为什么和广州同为一线城市，而且刚刚完成了第四城到第三城身份转变的深圳，不能和广州一样承担起省内经济建设的部分财政贡献，帮助广州分担一些压力呢？
首先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其计划单列市的身份设定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其次是即使是广东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和本身的地理条件关系重大，且相比省域经济总量已经常年居于全国首位的广东而言，全国范围内还存在非常多更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落后地区；最后则是深圳之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远不仅限于广东一个地级市这么简单，未来深圳还将承载更多国家在经济改革层面的创新和试错身份，这些事情也同样需要深圳拥有足可以比肩京沪的财政实力。
那么我们最后还是以广州为例，来看看当一座城市的公共预算水平与经济体量规模存在一定失衡的情况下，会造成哪些影响。
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广州财力薄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财力不足，广州对高新企业的扶持力度明显不如同类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也乏善可陈，导致不少本土企业的业务外迁。广州近些年来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速度缓慢，也和财政压力息息相关。而这些问题，正是后来的新兴明星城市，动辄就唱衰广州的根源。
而同样，广州之所以近些年来的房价水平始终与另外三座一线城市京沪深存在较明显差距，核心因素还是因为广州地方政府因为财力不足，所以只能在土地出让方面加大力度，最终造成广州的房地产供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供过于求，从而影响了广州房价的上升。
所以在小川看来，广州非但不应该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反而应该是城市发展中的模范和标兵。尤其是广东省内的所有城市，其实是最不应该动辄指摘广州如何如何的部分。相比很多省会独大的省份，广州确确实实做到了先富带动后富，每年源源不断地通过贡献巨额财经资金的方式反哺给省内的一众经济欠发达地区。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导致了广州作为四大一线城市之一，每一步走得都比另外三城更加步履维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广州做到了。也希望未来更多的中国大城市，都能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