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于是不难理解，为何20世纪80年代会被认为是阿隆的复兴。但是这样的表达，似乎是一种狂欢的表达：回归中道政治毫无争议地成了法国思想界的主流，战胜了左翼、后现代主义等竞争的思想流派。但是可能这样的叙事，实则在简化法国思想界复杂形态。
雷蒙·阿隆。
现在距离20世纪80年代过去了四十年，我们需要一种更复杂的再阅读，穿越理性冷感与历史隔膜。事实上从21世纪以来，新一代的思想史学家开始挑战这种叙述的一些方面。这些思想史家把阿隆放在冷战的思想史的大背景里重新评估阿隆的遗产。
这些学者发现，阿隆与法国思想传统的关系也颇为复杂，他并非简单继承自法国传统，他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斯·韦伯、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等非法国思想家的深刻影响。阿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法国的思想传统来服务于他自己的思想构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阿隆离世的同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1983年的财政紧缩转向
（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
，放弃之前国有化，最低工资计划等左翼改革，开始财政紧缩转向。与此同时，法国知识界也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对受左派影响的革命失去了兴趣，相反对各种形式的保守主义兴趣增加明显，法国社会进入了“自由主义时刻”，同时这也是欧洲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的一部分。
介入的旁观者：
阿隆的战后定位
阿隆作为知识分子形象，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前有过很大的变化。在冷战开始之际，阿隆毅然走上了和自己的高师同学们截然不同的道路，他没有成为学院里的老师，反而作为《费加罗报》的主笔。他长篇累牍进行公共写作，出版了一系列文章和书籍，是法国最负盛名的大西洋主义倡导者。在这个意义上阿隆并非局外人，还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的思想者，参与战后法国公共空间的建构。
与此相反，法国的知识界则越来越流行反美叙事，反对美国文化和美国政策，支持冷战的另一方。阿隆的高师同学萨特则是反美叙事的扛鼎人物，有着最广泛的追随者。不得不说作为知识分子，阿隆的确不是萨特的对手，萨特在整个二战后的法国是毫无争议没有对手的存在。萨特在诸多文化领域，诸如哲学系统构建，文学戏剧创作，公共议题参与，都广泛地参与。这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巴黎学生打出：“宁愿跟着萨特错，不愿跟着阿隆对”的背景。
而阿隆声誉的急剧下降，是因为1966年《纽约时报》，披露与他本人很密切的“文化自由大会”，被披露接受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助。阿隆声称，他本人对此并不知情，他说自己的写作和判断始终独立于资金来源。但是知识界很多人质疑阿隆思想的独立性，多大程度上是来自美国冷战的意识形态支持和影响。
坦白说这样的质疑，多少带着一些书生意气，首先是低估了冷战双方，不管是美国或者苏联在文化冷战上的资金投入和工作人员投入。同时又高估了阿隆的政治实践智慧，阿隆并没有什么政府经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隆最多的社会干预是作为媒体人为《费加罗报》写政策分析和社论。
阿隆属于冷战自由主义者的一员，他的英美同辈们一般人显然更熟悉，阿伦特、波普尔、哈耶克。这些思想家的共识是自由民主并非注定成功，反而需要时刻警惕守护。一些抱有扩张主义色彩的思想家们，则认为世界上各民族的自由平等，取决于美国是否有意愿去守护并推广这种理想，并多大程度上愿意展示并使用军事实力。
阿隆大抵上是同意这样的判断，欧洲如果必须在美国与苏联之间做出选择，衡量的标准不是哪个更好，而是哪个更不坏。阿隆是一个熟悉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并不抱幻想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美国有能力且愿意支持欧洲其他地方的自由民主体制。阿隆相信自由本身是脆弱的，但是自由主义则是必须捍卫的生活方式。
随着苏联体制的弊端不断暴露，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他们支持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可能带来现实的压迫。开始右转拥抱自由主义。但是此时阿隆对这股浪潮并不乐观，反而很是冷感。在阿隆看来，从一种思想的废墟中走出的人，若只是奔向一个未经反思的新信仰，只是从一种幻觉走入另一种幻觉。
捍卫理性：
阿隆政治哲学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