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媛：我不是无情之人（微信文章未删减版）

胡晓媛

受访：胡晓媛

采访及编辑：杨梅菊王婉琳

在飘着柳絮的春日下午，我们见到了胡晓媛。

她比想象中更消瘦和沉静，格外呼应着的一种留白感，同时也提示着一个艺术家与自身作品所能达到的高度贴近和统一。

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刚一开始，我们就聊到了前年此时。胡晓媛说起西岸美术馆那场个展开幕前，正在上海布展的她从被紧急封锁的酒店里狼狈地逃跑，一路穿过地库、锁链和缝隙，才最终得以躲过隔离，现身开幕。

那一刻，我们都感到恍惚：只不过是两年前，却好像很远，那些时日已经过去，而一再谈论它显得如此不合时宜，甚至在听到某个细节时，我们似乎都在笑，让这一切显得更像是个笑话。但不合时宜也没什么，在这个下午，胡晓媛用她的讲述安慰了我们。

采访快结束，忽然起了风，空气中的杨絮铺天盖地飞来，像是一场大雪，胡晓媛因为过敏而有轻微的咳嗽，但她却说：多么浪漫的一个下午。

说完我们都真的笑起来。她仿佛在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幽默，再次验证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语言太过匮乏和笨拙，人类经验不可复制也无法交流。

而留白，既作为抽象的结果，也作为工作方法，弥散在胡晓媛的作品和公共言说中，形成极富辨识度的“不响”：创作语言的克制与疏离，自然物与日常物材料中饱含的矛盾和思辨，对眼前具体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抽离，在反复捶打、过滤和提炼中抵达的存在本质……面对当下的痛苦，胡晓媛无意成为发出声音最快最响的那一个，她执著的是留下痕迹，并向尽可能远的未来提供启示与方案。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雄心，乃至一条险途。但关系终将分崩离析，和个体总会走向孤独，正是胡晓媛创作中隐而未现却不曾离场的表述，她不止一次提起过因为语言的匮乏、桎梏而感到的苦闷，不得不自造出词语——蚁骨，石疑，静置世——以更为精确地描绘那些作品，她选择在话语失效的时候退回艺术，而在创作中，在对材料的灵活取用中，在将女性、个体存在经验注入作品中，胡晓媛找到了自己的点位，她想要待在这儿，长在这儿，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作为中国迄今首位受邀参展“卡塞尔文献展“的女性艺术家，胡晓媛的艺术道路也许自有其幸运，但这份独特和清晰，与其说是对既有规则充满反叛和抛弃的逆向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深知自我有限性之后的“不得不”，她非如此不可，这也正是与胡晓媛聊天后，我们对其艺术路径和生命方式所达成的更为切近的认知。尽管在胡晓媛看来，言语本身即充满歧义，但和她的对话，让我们仿佛跟随她在风暴中穿行，从泥淖中上岸，并最终站立在归于平静的海边。

站立，几乎是胡晓媛装置作品的唯一姿态。她借用着日常，把过期面包、百香果包裹进薄如蝉翼的绡里，纳入铁丝、木架和水泥结构，缜密且充满着交互的张力，看似摇摇欲坠却同时异常坚固稳定。这些费时费力的创作，总是需要缓慢搭建，反复测试，甚至必须经过复杂的数学运算才能实现其稳定与美感。但胡晓媛享受其中，她说自己所长不多，而艺术涵容了她的敏感、沉默甚至笨拙，这是能一直干到死前最后一分钟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尽管获得这份运气之前，她也曾跋涉过残酷的暴烈，和漫长的低谷。

但胡晓媛知道自己正变得更平静和更松弛一点，在对自我的逐渐厘清之中，她也重新理解着身边的人、关系和自身所处的世界。

这场与胡晓媛的对话，始于打边炉与东北亚艺术文献库联合推出的“东北新声”专题，我们希望能够向那些在身份、视阈、创作现场与东北发生关系的创作者们发问，并试图提炼出东北当代叙事的线条和肌理。

作为“东北新声”专题所邀约的第一位艺术家，出身于哈尔滨的胡晓媛在各个方面向我们呈现了她作为一个非典型性东北人的“格格不入”，无论是前15年在地的苍白、无聊生活，15岁后逃离东北原生经验后的四处迁徙，还是刻在骨子里的内向、社恐，乃至从艺术创作层面对原乡经验所采取的“搁置”性留白，都在诉说着胡晓媛与东北之间关系的特殊性。

采访中，胡晓媛向我们讲述了记忆中寒冷、淡漠的东北，以及透过公交车窗所曾瞥见的共和国长子繁盛落幕前最后一丝余晖，以及后来，她并未在艺术层面返回但却一再从双雪涛、班宇笔下共情到的今日东北失落与遗憾。而在试图寻找一种地方共性之余，我们也从胡晓媛的东北故事中看到个体原生经验所赋予她的控制、失控并由此所承受的黑暗和苦痛青春，而这种残酷性，也决定着她与东北关系的大面积空白。

但胡晓媛说，空白也没什么不好。如果说以东北岁月为样本的过往锻造了这位艺术家的过去，那么，在离开故地、不断对抗既有惯性的自我放逐中，胡晓媛逐渐看得清楚：“我知道我曾经是那个样子，也知道我可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以下是打边炉和胡晓媛的对话，同时也是打边炉和东北亚艺术文献库联合推出的专题“东北新声”系列的第一篇，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送不出去的信物》，自己的头发、白绫、手绷，不规则尺寸，2005-2006年 ©️北京公社

怪物

ARTDBL：社交似乎越发成为这个时代赋予艺术家的任务，你作为不社交的艺术家，会怕自己不在现场吗？

胡晓媛：我自己的经验不能以偏概全。但迄今为止，确实没有哪一场展览是因为我跟谁比较熟而发生的。我是个不爱出门的人，社交媒体上也几乎不说话，我不擅长社交，也不会没话找话。所以又回到有限性上，我只能做我擅长的事情，总有合适的机缘选择我。所以我不认同那种不社交就不在场了的看法，在场真的很重要吗？

ARTDBL：你是哈尔滨人，而大家所熟知的东北人，似乎都比较社牛……

胡晓媛：地域，其实有着非常不可撼动的一面。例如我妈来北京生活后每年都要自己腌酸菜，但总是失败，因为北京的大白菜都产自山东，颗太大、水太多，不像东北的大白菜个头小水分也少，再加上气温、时令一系列因素，都决定着酸菜的成败。

就像星座、生命数字一样，在地和非在地的本质差异，最终会体现在个体身上，例如白菜，例如更多动物和植物。

你说东北人社牛，这一点我不质疑，但我更想说的是这部分之外，例如个体的差异，原生的经验，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也许是因为大家看多了乡村爱情，接受了那些近似于标签化的所谓典型性特征，但事实上人是非常单一化的个体，不能窥豹一斑。

在东北，像我这样的怪物是有的，而且很多，太多了。

ARTDBL：说起东北性，你在创作层面的相关表达好像比较空白？

胡晓媛：其实刚刚我们谈论的原生经验，已经决定了它就是空白。15岁之前，我的人生是被规划好的，几乎就是两点一线，所有的时间基本就是白天在家或者上学，晚上绘画补习，没有其他任何冗余，我对哈尔滨印象最深的，就是来回坐车的那条路。

我是特别可悲的一个学画小孩，最初在市青年宫的画班里，周围都是高中生准备考大学，而我只有12岁，没人理我；等到初一开始在少年宫学色彩，我又成了班里最大的那个，周围都是五六岁的孩子，还是没人理我。我现在回想，人生前15年里去动物园的次数可能只有一次，还是父母单位组织的春游，除此好像没有人带我玩过，我们那有条江，但我从没在江里划过船。

你们去过哈尔滨吗？除了中央大街那几条街之外，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疏离、寒冷，尤其冬天。人不太容易扎堆和聚集，特别在城市里，如果不是家属院，邻居彼此之间是不认识的。就算到了夏天，下过雨之后也会很冷，但风大，雨水干得很快，加上有条江，雨水就更多，天也短，从10月到第二年4月，室外是待不了人的，更不用说像南方人一样晚上还聚在一起乘凉聊天。

是的，的确有很多空白，但空白有空白的好处。一个人的少年时代，长期处在一种没有交流的状态中，我那种疏离的性格，和对孤独的习惯就是这么来的。

ARTDBL：你作品里的冷静或旁观，现在看来似乎的确和地域有关系。

胡晓媛：我是有很多克制。这种克制之所以显得不那么东北，是因为所谓被设定好的东北特质传播得太广了，而像我这样的东北人是不会跟你聊所谓春晚的东北的。

我还记得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刚拿奖那会儿，有人质疑他丑化哈尔滨，因为觉得他镜头里的场域和景观萧条得像是80年代，但我知道，那就是哈尔滨真实的样子。

其实16岁从哈尔滨来到北京读书的第一年，我是失望的。虽然现在知道脱离家庭越早越好，但对当时刚从家庭惯性中逃出的自己而言，看到宿舍简易房里要住六个人，床板破破烂烂，那种落差感是巨大的。我记得从北京站出来第一眼看到北京，觉得好土啊。当时的哈尔滨是贸易口岸，还有着昔日的辉煌，你知道我冬天最喜欢干嘛？坐在公交车上，沿途看得到很多穿貂皮大衣、露着腿走在繁华中央大街上的俄罗斯女孩，腿冻得红彤彤的，脸也冻得红彤彤的，那么洋派，很美好。

从这样的城市来到北京，只会觉得到处灰秃秃的没有颜色，时不时还有沙尘暴，哪哪都透不过气。但后来东北就不行了，变得非常萧条，再去中央大街，会看到只有临街的房子那面是装修过的，转过之后发现后面已经破烂不堪、濒于坍塌。

没有什么恒定不变的时代，不断的变化中，人的认知也会变化。可怕的是，人们对东北的认知被时代推动得实在太猛烈，因此往往会覆盖一个地域的多元，从而形成一种偏差。这种偏差对当地也是非常糟糕的影响，让地方的共生和多元越来越萎缩，最终集中于一种粗暴的东北性。

ARTDBL：你会对这些年东北文艺复兴里叙述的失落和衰退，以及这种遗憾的诉说有共感吗？

胡晓媛：其实这已经是相对好的、一个新的剖面了。多年前，回到哈尔滨坐进出租车听到的广播一定是赵本山，你会发现当一种搞笑的市井文化到处传播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后来双雪涛和班宇出现了，我早已过了爱读小说的阶段，但还是用听书的方式完成了阅读，觉得真不错，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对于东北以及东北地方性的新切面，之前这部分切面一直被赵本山们所覆盖，我承认他们也有好的部分，但一旦覆盖时间太久、密度太高、产量太大之后，整体就变得非常没有营养。今天的东北青年作家们正在提供的，是更细密和当代的趣味，以及新的可能。

在走出东北后，今天的我其实对它所知甚少，而回看东北，感受到的的确是新一代创作者表达的那种消极和衰竭。尤其这种衰竭呼应着整个大环境，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全球的退行。十年前你能想象堕胎有一天也会违法吗？

《伐冰渡海》，3频录像，9"40'，有声，2012 ©️北京公社

有情

ARTDBL：采访开始时你讲到两年前的经历，这种现实冲击带来的具体和微小感受，似乎很少反映在你的作品中？

胡晓媛：我的确喜欢以一种超越近距离时空的方式去更宏观和长久地思考人性。但考据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很多人在无奈且无力的处境下，都会选择一种更为抽离和宏观的方式去应对。例如中国元代画家黄公望，西方作曲家埃里克·萨蒂，他们都因和所处时代政治、现实的矛盾重重，而显得格格不入和不合时宜。但今天我们回看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往往超越了很长的时空脉络与线索，从而在人性层面，和处在遥远今天的我们形成了非常多的共通情感。

刚才我们聊疫情时我曾被困在酒店、差一点去不了开幕式，你不能说这件事对我没有困扰，恰恰相反，当时我汗毛都竖起来了。但我需要思考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回应这个事件，如果只是简单地发出声音，恐怕会失效得很快，就像今天我们再谈起，几乎是当作一个笑话来讲的，因为在一年半之后的今天，时局已经走到了跟过往有点牵扯但往事已然如梦的阶段，它已经过去了，你对着一件很快过去的事情发出声音，那它的有效性一定非常有限。就像面对水流，你要做的不是控制水流，而是教会自己如何游泳，我愿意在现实中把自己抽离得稍微再远一点，看到的东西就能更清晰一些。

ARTDBL：抽离的过程会对真实和具体的经验有所损伤吗？

胡晓媛：要看损伤这件事如何去讲述，以及如何去界定这是损伤而非变化本身的一部分？比如我2019在M+做的一组作品《石疑》，观众对这组作品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我觉得我在探讨什么是真实。而且我理解的所谓真实从来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节点，而是一个无法抓附的过程。

我们总是喜欢说眼见为实，你相信了那一刻，并认定它是所谓的标准概念，但那一刻可能是你认知整个事件真实本质的最大障碍。

反过来说，也许人们也并非要强调某种标准，而是在某个瞬间我们所认为的真实带来的损伤极为严重，从那种情绪和心理状态中走出来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也可能走不出来而只能停顿在那里。但作为一个选择了要继续存在下去的人，即便痛苦，也必须去收纳，这是逻辑上的可能性，我也许做不到，但我知道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这样。我不是无情之人，我太有情了，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

《圆木小径》，使用过的铁架、拂尘、绡、蛇蜕等，340x300x302cm，2022 ©️北京公社

相遇

ARTDBL：你似乎表达过，现在对观众如何解释自己的作品已经不再强求了。

胡晓媛：曾经很孤独，年轻的时候总希望自己不是一个人，期待有共鸣。但后来，一方面是年龄，一方面是对存在了解得稍微多一点后，会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就像多年前的广场效应实验，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能脱离利益而存在的群体，短期内利益达成，那么群体就存在，否则的话群体消失，它是可变的。

所以我谋求的不是虚无的不孤独，我谋求的是短暂的相遇。如果这件作品，我想说A，但你看到C，那我们在A和C之间相遇，也挺好。

ARTDBL：从渴望共鸣到谋求短暂相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胡晓媛：可能和经验有关。当你体验过了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最紧密的共有关系（对我来说是母子关系）之后，你会随着这个小人儿一点点长大而逐步地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情感，就是会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距离，会随着人成为独立个体的进程不断分崩离析。所以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也只能达成一种浅显的、相对的共生关系。

随着经验的累积，这些我都看清楚了，知道孤独只是现实的存在形态，我不再因此产生任何情绪，也不对它悲观。我一直认为，语言也好，文字也好，两者用于交流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稀薄和匮乏，因为它不精确，也因为它依托于共性机制。既然人和人之间无法产生个体化的交互，那就孤独着好了。

ARTDBL：孕育给你艺术创作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胡晓媛：生小孩之前，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相对暴烈和激进的。在看了那么多阴暗之后，似乎会很快形成一种立场和态度，会突然感到愤怒和消极，会觉得“随便吧，关我屁事，反正够烂了”。

但小孩带给我的最大转变是：我意识到这个世界好像是跟我有关的。也不是说原来就没有关系，而是那种关系处于不良状态。而现在我好像能和世界建立起相对良性的关系，我想为它做点什么。很多时候，比如最近我在为新展览写些东西，有时候静静看着孩子睡着后均匀缓慢的呼吸，我会突然泪流满面，会觉得这一瞬的美好太短，第二天醒来就会消失。有时候手机照片会推送几年前的视频，我们边看边笑，你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感觉，你觉得真棒，但说完这个真棒之后，这一刻就没有了，很残酷。而在有小孩前，我对世界没有这种感觉，那时候只想让眼下这一秒赶紧过去，快一点、炸裂着过去。

ARTDBL：你有过那种孕育之后再难回到创作现场的经历吗？

胡晓媛：从没有过。我在剖腹产前两天做了一场2个多小时的对谈，当天还为一个月后开幕的个展完成了最后一件作品，晚上就去了医院，本来说好是顺产，但因为胎儿脐带绕手脚只能紧急手术。生完后医院让休满42天恢复伤口，但不到30天，我在北京公社的个展就开幕了，再后来展览就一直没有过停顿……心里像是有一个时间表始终在推着我，让我无法离开创作，辛苦是一定的，最初也很被动，但后来我很快变得主动，有意和创作保持一个连续的关系。

因为我隐约地意识到，激素和母性的执念，让我正在发生一些小偏差，心理和生理上都有的小偏差，比如后来出现在影像作品《起初，我站在终点》里那些被冻了5年也没被孩子吃掉的母乳。是不是应该尽量保持和工作的紧密连接？让我把这种因为母性的执念和惯性带来的混乱阻断一下，这些年积累的经验让我好像拥有一种能够校准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因为最糟糕的经验我有过，所以我知道那个偏差如果变大会是什么样子。

《起初，我站在终点》，影像，2022 ©️北京公社

惯性

ARTDBL：很想听你说说自己经历的母女关系，例如你对创作材料“绡”的选择，就有着母亲的影子。你和孩子的关系，与你和母亲的关系，是否形成一种对照性影响？

胡晓媛：会的。但这两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我很少谈到和母亲的关系，因为和她的关系，我对这个世界一度形成了曾经非常激烈、悲观和消极的认知。后来我靠自己修复自己，也看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给自己做诊断，研究自己，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到底是谁，想做什么，要如何存在。

而当把两组关系进行对比，反而就是因为曾经的关系，造就了我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我相信可以在代际的循环中把曾经的某种惯性阻断，去建构一种新的可能。

ARTDBL：能够结束这种循环，很不容易。

胡晓媛：因为我意识到这种循环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所以我想让它终止在这里。我真正厘清生命议题里的问题，可能也就差不多是两年前。整个过程非常漫长，带来非常多刻骨的体验。

心理学上有种说法是家庭魔咒，其实所谓魔咒，就是一种很难逆转的惯性家庭关系。细想一下，过去父母灌输的那些大道理几乎不会有什么印象。能清晰记住的往往是他们怎么蒸蛋羹、如何烧鱼、怎么叠衣服，都是日常琐碎的事情。你无意识中就会复制这一切。而所谓魔咒，就是你无法深思熟虑和主观控制，所很难走出的惯性。

有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一个女孩老找渣男？那你回看她和父母的关系，审视她的父亲，就能明白，她不是不知道那是个渣男，不是不知道会受伤，而是她仍处在一种惯性中，这种惯性让她感到安全，反而那些好的关系，因为她从未体会、认知和感受过，她会害怕，会无法进入。我也有过那些朝向经验惯性去的时刻，但当我搞清楚自己后，就不想再让这种惯性在我的日常中传递下去了。

《蚁骨四》，楸木、墨、绡、漆、铁钉，320×59.5×210cm，2015 @北京公社

万幸

ARTDBL：在厘清自己的漫长过程里，艺术的角色是什么？

胡晓媛：首先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对社交这件事本身有些排斥。艺术刚好是一个内向的人自我恢复秩序的恰好途径，既可以梳理我的思考，又可以把这种思考放在专注的、有结果的行为模式里，最终形成一个视觉化的呈现和产出。其实在我某个特别晦暗、艰难的阶段里，艺术对我是一种类似药物的存在。后来当我从那片泥淖里爬出来，艺术就更多成为比文字和语言都更精准地表述和发问的手段。

所以在我这里，艺术的角色是有变化的，曾经是我情绪必要的宣泄，和我内心不安的梳理、收纳，今天它可能仍承担着一点点这种功能，但同时，它有了更大和更广泛的空间，让我以视觉化的方式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无论怎么变化，艺术对我的重要性都没有改变，它是可以不受外部干扰、干到死前最后一分钟的事。

曾经我也试过是不是可以放弃自我的存在，不是想当逃兵，而是主动放弃，但我现在不想了，可能就是因为我在艺术里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点，我就是要在这个点上，就要待在这里，谁看谁不看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长在这儿，长成我想要的样子。

ARTDBL：突然有种万幸还有艺术的感觉。

胡晓媛：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二十多年前毕业赶上的时间点还是好的。今天刚出来的年轻艺术家，面临整个时代的下行，感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存在的压力会让人透不过气，一方面你会很少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和真正存在本质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种下行也使很多机遇变得非常不易判断。

同时，今天的很多东西对新生代都有强烈的诱惑性，虽然在过来人看来这些根本就是扯淡和假象，但年轻让人很难辨识本质，尽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痛点，你踩不踩得上，当然和个体的欲念直接相关，但你不能要求一个20多岁的孩子无欲无求，不可能，所以摔什么跟头就扑棱什么灰，只有你这样走过来，才会真的明白存在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它到底是有趣还是无趣。

《静置世一》，大理石、钢、钢丝、绡、墨、线，338×50×48cm，2021 @北京公社

作案

ARTDBL：你的作品总是给我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是我的错觉吗？

胡晓媛：我工作室二楼有几件细细小小的作品，立地点非常陡峭，但总体尺度又很高，有个策划人看了就问我：你有没有想过用悬挂的方式做这些作品？在他问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这么做过，就像你看到的，所有的作品，无论视觉感受上有多么危险和即将坍塌，它都是自己立在那里。说实话，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所有作品在展出前，都在工作室做过力学测试，稳定度非常高，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的提问让我想到自己对存在的理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摇摇欲坠，但它仍然还是很坚定和独立的存在？可能我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必须要靠自己站立在那儿，才达到了某种完整性。我不想要依靠外力去“垂钓”一个什么，即使它可以更加庞大，和看起来更稳固。

ARTDBL：你如何看待自己作品材料中的日常性，在将其艺术化的过程中，这种日常性被保留的目的是什么？

胡晓媛：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导演锡兰的新片《枯草》。这部电影可能是对你问题的更好解读，而其中所使用的一些手段和媒介，也似乎跟我有某种共识。电影前三分之二都在非常琐碎和枯燥地讲述现实，但最后三分之一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逆转，此时你会发现前面的现实铺垫都成为对人性困境等抽象议题展开讨论的引子，导演最终要说的是人性抽离后非常宏观的问题。

我作品里的现成物都是被使用过的，带有个体存在的痕迹，和经验层面的交集，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讨论的实质，我只是在借这些经验验证一个存在的过程，同时我要讨论的是远不止于当下议题的更宏观问题，关乎的是更长脉络里的困境、希冀或者难言之隐。

ARTDBL：那对你来说什么是重要的？

胡晓媛：留下一些存在的痕迹。我最开始是没有这样的野心的，也从未把它作为存在的终极目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应该成为以不停宣讲来展示自我意志作为主要工作途径的人。尽管我没有这个欲望，但创作本身即是表达，每当做完作品放在公共空间中去呈现，我能看到反馈，收获一些交集或交流，甚至我一个70后，会听到有20多岁的艺术家说受到我的影响。你说这些关系，不算存在的痕迹吗？我没有以此作为欲求，但它好像还是默默发生了。

存在之物，多多少少都会和这个世界发生不同程度的物质交互。从刑侦学理论来讲，只要作案，一定留痕，所以我一直在作案，做了很多案，具体留下什么，我没想过，但总会有一些痕迹。

《天上一日二》，木块上综合材料、水色、绡、墨、直角石、面包等，31x20x123cm，2021

包裹

ARTDBL：你作品中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点，就是包裹的动作，不同材质之间的碰撞，和最终的涵容，都有很强的母性怀抱隐喻。

胡晓媛：你说的包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性。我是个高度敏感的人，这种敏感带来很多困扰，例如很容易对很多别人看起来不值一提的事儿产生共情，让自己陷入脆弱。虽然我已经尽可能引导自己拥有更好的行为模式，以避免伤害自己，但同时作为本性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又会自然流露出来，无法被抑制，因为抑制本身也会导致失衡。

曾经面对很多结构暴力，无论性别、权力还是艺术系统内部的，我都会感到不满甚至愤怒，但现在，我会试着转换角度，就像你说的包裹也好，圆融也好，我想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内，做一点可能使结构性暴力被软化或者包裹起来的努力，让它不那么锋利和刺痛，这是我的欲望。

ARTDBL：听上去现在更自由一些，这种自由和你15岁刚到北京时体会到的无人管控的自由，是什么关系？

胡晓媛：刚来北京读附中的时候，我是班里最让人头疼的那个，但凡不能做的事儿，我在那四年都试了一遍，因为我想知道是什么感觉。

到了大学，班里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会觉得我应该成为最好的设计师，但毕业之后我做了艺术。

读书那些年我一直在叛逆，你越觉得我会这样，那我越不要这样，而且我要告诉你我不这样才正确，才超出你想象。我觉得这是与母亲抗争关系的遗留问题，当时所有的反抗都是一种冲动，目的只有一个：验证我的正确。这种自由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不自由，它永远在围绕一个客体而展开，那个客体太强悍了，我只能绕着它一次次做着看似自由的试错。

如果说，之前几十年的我是别人想要的我，从来不曾了解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那么现在我慢慢开始了解自己，对自己看得越发清楚后，所有看起来不配合系统的抗争，都是我选择之后的结果，是我主观清晰的判断，而不再是盲目的尝试。

ARTDBL：你现在的微信头像还是多年前自己剃光了头发后的样子，此时的你看那时候是什么感受？

胡晓媛：我能意识到，或者能想到那时候的艰难，但同时觉得那个阶段其实非常有必要，这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过来人才会有的感觉。如果你没能走过来，那一定很糟糕，但就是因为经历了那个阶段，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宝贵的认知和经验。我知道我曾经是那个样子，也知道我可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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