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2.0三大猜想：税收学沪深，房地产、户籍学这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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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发展模式，说的简单通透一点，就是土地财政。

去年有篇文章很震撼，讲土地财政对于中国的利弊，作者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土地财政的好处是快速积累原始资本，通过出售土地未来的增值(70年)，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次性投资融资，快速提高城市化水平。弊端是地价和房价房租挤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企业投资和居民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实体经济的利润和投资越来越弱。所以，赵教授说从土地财政转到税收财政是必要的，但如何转是重要的问题。

可惜土地财政已经成为百姓的惯性思维，所以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一出，百姓首先想到的是炒房。

当年的深圳和浦东，靠的是人，不是房。 特别是更早成立的深圳特区，土地都要靠填海，所以人力资本对于其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当时深圳的目标是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创新型人才，所以深圳在汇聚人力资本方面做过很多试验，许多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人力资源制度，都来自于深圳这块改革试验田：1991年，深圳建立了国内最早的人才市场；1992年，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试点选择在深圳，政府机关干部转变为国家公务员，新入公务员要考试录用，还有各种奖惩任免的规定；从1992年起，深圳的企业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淡化干部和工人的身份，以员工身份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最早用落户政策、高层次人才补贴、购房补贴等方式引进人才的也是深圳。

创新和智慧的核心是人力资本，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成立新区的核心还是打破现有制度和模式对人力资本的桎梏，扫清实体经济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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