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食西宿”？
——新中间地带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
在中美
斗而不破、保持竞合
的情况下，很多国家试图同时与两大国合作，正在形成新的
“中间地带”
。它们大多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与两国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展开不同合作。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主动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如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相比之下，它们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受到了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安全领域，许多国家仍维持与美国的联盟或安全伙伴关系。尽管中国军事实力上升迅速，但
与中国深度安全合作的国家还较为有限
。而在政治领域，中间地带国家与中美的合作也有差异。很多国家与中国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一些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则呈现出价值观同盟的特征，如加入所谓“民主国家同盟”。
当一些中间地带国家在与美国维持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又愿意和中国成为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就出现了所谓
“东食西宿”
的现象。
“东食西宿”一说最早出自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西家宿”。本文在国际关系中借用这一概念，
“食”指的是一国与某一大国签订
经济
合作协议（主要是贸易和投资），为本国谋取福利；“宿”则指该国与另一大国结为同盟，以获得
安全
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支持。
需要指出，“食”和“宿”在很大程度上是双向的：中小国家在“食”大国的同时，这一经济关系可能也会使大国受益；中小国家在“宿”大国的同时，也要为大国提供政治支持和军事贡献。
后世多用“东食西宿”来形容贪得无厌，与朝秦暮楚并列，正直的人不应当是这样。然而，正如汉斯·摩根索所告诫的，
一般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和国家行为
，要把个人的道德和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道德区分开来。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要根据政策的后果——
是否确保了本国的生存安全和经济福利，来评判国家的道德
。中间地带国家在中美之间“两袒”无可厚非，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
新中间地带为何形成，不同国家做出各自选择的原因和机制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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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的“新中间地带”
受地缘政治研究传统的影响，以往中间地带研究通常关注与大国相邻的单一区域，如欧亚地区或中东地区。“新中间地带”则关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其他国家。这一概念最初是针对中美存在直接竞争的亚太地区，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中美关系的影响范围已遍及全球各个角落。
从亚太到欧洲，从非洲到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
，因此本文使用的“新中间地带”并不局限于特定地域。不同于冷战时期许多中小国家需要在美苏之间“一边倒”，选择其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作为全面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伙伴，当前中间地带国家数量众多，并且能够在中美之间进行更加灵活的选择。这是由当前国际体系的三个重要特点决定的。
第一，国际安全结构相对稳定，是“新中间地带”国家自主选择与大国合作的前提。
只有在大国安全竞争较缓和的情况下，中间地带国家才有“东食西宿”的空间。相反，两大国之间安全竞争越激烈，或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越直接，中间地带国家必须“选边站”的压力越大。安全竞争加剧的顶点则是直接爆发军事冲突，此时中间地带国家无法同时与交战的两大国合作，中间地带本身也会遭到压缩。目前中美仍维持和平，除了一些涉及安全的敏感议题，总体上
两国不反对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多数领域灵活选择合作对象
。
第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当前中国比美国有更大的能力和意愿提供公共经济物品。
衡量大国对外提供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和意愿的指标，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发展。相反，当美国奉行本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方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时，其他国家也难以从美国获得经济福利。由于经济合作不具备排他性，即使中间地带国家已经与美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也渴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第三，目前的国际规范秩序仍然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许多“新中间地带”国家在观念规范上与美国更亲密。
由于结盟不仅是军事意义上，也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因此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否相似，历史记忆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将影响中间地带国家选择安全和政治合作对象。美国作为冷战胜利者，在冷战后将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国家；此外，美国历史短、邻国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少，很多国家欢迎美国作为盟国介入本地区事务。相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常遭到抹黑，而周边一些国家也因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中国保持警惕，这降低了部分国家与中国的互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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