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史小品之二：《刑赏忠厚之至论》——青年苏轼的“法学理想国”

法律读库 · 公众号 · 法律 · 2017-04-06 06:53

正文

或许是由于幕后“花絮”颇多，反倒让人忽略了文章本身。本文虽是苏轼临场应试而作，却不失为论证赏罚宽严之道的上佳之作，从中亦可窥见苏轼青年时代的“法学思想”。

此文之大意有三：

一是论证为何应当“赏疑从与，罚疑从去”。

上古圣君以忠厚德行对待百姓，赏善并“歌咏嗟叹”、勉励良善之人善始善终，罚恶但同情劝解、帮助作恶之人弃恶自新。

在尧当政时，执法官皋陶准备处决一个犯人，皋陶三次言杀、尧却接连三次赦免，所以天下人畏惧皋陶执法的坚决而喜爱尧用刑的宽大。

四方诸侯建议“鲧可用”，尧原本认为鲧违抗命令、残害族人而不可用，后来又应允“试之”。为何尧不同意皋陶杀人的主张，却应允诸侯用鲧的建议呢？

因为《尚书》中有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可赏可不赏而赏之，只是过于仁慈，但不失为君子！可罚可不罚而罚之，却是有违道义，已成残忍之人！故仁慈可以不过份拘泥于边界，而道义的底线丝毫不容跨越。

二是阐述如何“赏罚”才为“忠厚之至”。

“古赏者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因为，赏以爵禄、刑之刀锯的范围，都非常有限。天下善行不可能逐一赏赐，爵禄也不足以用来劝勉所有人向善；天下恶行也不可能一一惩罚，刀锯也不足以惩罚所有作恶之人。

故此，赏罚有疑时，按照“仁”的宗旨去处置，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效仿君子长者之道，这便是忠厚到了极点。

三是指明实现“忠厚”之道的基本法则。

君子制止祸乱其实别无他法，也不过是控制个人喜怒，使其不失仁厚罢了。《春秋》的大义原则也是立法贵在严厉而处罚贵在从宽，按照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这也是忠厚到了极点。

此文区区六百余字，却饱含着极其深奥的“法哲学”思想，诸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法的惩罚与教育作用、法本身的功能限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等现代法学理念都可从中看到思想的“火花”，其文采、内涵均可视之为古代“法学论文”的经典之作。

然而，此时年仅21岁的苏轼，毕竟还只是一位满怀激情、求取功名的热血青年，与那位历尽世事沧桑、宦海沉浮的“东坡居士”还相距甚远。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虽有法的思维，但 仍旧以“仁”为核心。 文中所指封建统治者“刑赏忠厚之至”的实践标准也始终以“仁”为标杆， 这恐怕与柏拉图所期望的“哲学王”并无多大差距。这篇过于理想化的雄文，难以成为经世致用的良策，苏轼终其一生也未将文中的理想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