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马嘉理案”的发生，彻底改变了郭嵩焘的人生轨迹。
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带领武装探路队擅自进入云南腾越地区，未通知中国地方官府。在曼允地区，马嘉理开枪打死中国民众，引发冲突后被当地民众击毙，英国探路队被逐回缅甸。英国借此事件施压，清政府不得不在满足了英国种种不平等条件后，允诺派遣使节抵达英国，代表大清谢罪。
此时的郭嵩焘，已将至耳顺之年。数月前，他方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任福建按察使，恰遇清政府正在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便写就《条陈海防事宜》一文上奏。文中称
“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批判了此前“中体西用”派仅聚焦器物层面的局限。除此之外，他还详细规划海军建设、近代工业布局，更大胆建议设立驻外使节、学习西方律法制度，将洋务实践上升到制度与文化层面。
也许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令郭嵩焘成为出使英国的首要人选。
但对于郭嵩焘而言，这并非美差。
此次赴英的核心任务是
“通好谢罪”，向洋人鞠躬屈膝，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对于仍自尊“天朝上国”的清朝士大夫们来说，是屈辱之至。被选中执行这一任务的郭嵩焘，也自然成为他们发泄怨气的对象。甚至有人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讥讽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据说，郭嵩焘的祖宅也被愤怒的湘阴士子以惩处的名义付之一炬。
尽管郭嵩焘深知自己这次出使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他的内心实际上也有着纠结和抗拒。他在日记中写道：
“命出使，竟以谢罪为名，此岂使臣之体哉？”
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深深的无奈与愤懑。
但郭嵩焘对于深入了解西方文明的想法压过了内心的不满，
1877年冬，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了首座中国驻外使馆。
初到英国，郭嵩焘便对洋人
“守礼之至”大为惊叹，他记录英国外交场合：
英外部大臣德尔比宴请各国公使，位次以到任先后为序，丝毫不紊。其夫人执礼尤恭，虽仆役进退皆中节度，此中国所谓
“礼失求野”者也。
又记录英国社会的公共秩序：
马车过市，遇老妇蹒跚，御者即勒马止，路人争扶之。又观戏园散场，千人鱼贯而出，不闻喧哗。彼所谓
“civilization（文明）”者，正在此细微处。
郭嵩焘特别注意到西方礼仪
“发于自然，非由强制”的特点，他在日记中总结说：
“西礼之精，在人人自守其分而不相逾，非如中国但重虚文。”
这些观察彻底颠覆了当时士大夫
“夷狄无礼”的成见，也令郭嵩焘开始了对西方文明的学习之旅。他每日“必详记所见，夜归必整理成文”。在伦敦，郭嵩焘观摩议会辩论，惊叹“君民共治，各抒己见”的政治智慧；参观格林尼治天文台，记录“以仪器测天，毫厘不爽”的科学精神；考察电报局、造船厂，分析“格致之学”与工业化的内在关联。更令人惊叹的是，年近六旬的他坚持学习英语，在日记中音译标注“parliament
（巴力门）
”“science
（赛因斯）
”等词汇。
然而，正当郭嵩焘潜心于西洋文明之时，来自亲近下属的
“背刺”狠狠地浇了他一头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