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好莱坞电影中才出现了使用血液制备特效药物的场景：一个被病毒感染的健康宿主或者康复病人，他/她/它的体液免疫已被病毒激活，通常血清里含有大量病毒特异性抗体，理论上这样的抗体可以通过被动免疫治愈病人——也就是说，好莱坞电影确实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遗憾的是，在很多次的疫情爆发中，我们并不难找到体内有抗体的康复病人，却从来没有能够像电影里一样将其血液制成特效药物来挽救大量感染者。实际上，
不光对突发病毒我们不能很快制备抗体药物，
即使是了解了很多年的已知病毒，我们成功制造出的抗体药物也屈指可数
，准确地说是只有两个，分别是FDA 1998年批准的治疗呼吸道合胞体病毒
（RSV）
的药物Synagis，和FDA 2018年批准的治疗艾滋病毒的药物Trogarzo
（插一句，这个药物最初由华裔学者开发，华人的骄傲！）
。其中前者是幼儿使用的预防药物，而后者其实并不结合病毒，而是结合人自己细胞上的CD4蛋白，从而阻断病毒进入细胞。所以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人类至今尚未开发出任何一种可以杀死病人体内大量病毒的抗体药物
。
话虽如此，好莱坞的桥段也并非天方夜谭。2014年，两名美国医疗志愿者在利比里亚工作时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当他们被迅速送回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医院的时候，已经处于死亡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一种未经FDA批准的实验药物ZMapp的治疗。几个星期后，两人均健康地走出了医院
[2]
。而挽救他们的ZMapp就是一个3种抗体的混合药物
（目前已有更新更好的抗体实验药物
[3]
）
。
为什么一个好莱坞编剧20多年前就能想到、并且有靠谱科学依据的场景至今不能实现呢？原因很复杂，笔者大致总结了以下几点：
制造一个抗体药物并不像电影里那么简单。要解决
排斥性、高效性、可生产性
等诸多难题。首先，像电影里一样直接用猴子血清做药是不可以的。血清里含有大量异种物质，直接注射到病人体内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有害物质。前面说过，免疫系统是人体对付病原体最强大的武器。可惜的是，
这个武器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如，当它狂暴起来的时候会连我们自己也杀死
。如果血清内突然引入大量异种物质，就很有可能引发病人过度的免疫反应，反而杀死病人。实际上，武汉新型肺炎病人死亡，很可能是因为大量病毒过度激发了病人的免疫反应。
另外，作为药物使用的抗体还必须非常高效，这是因为要治愈病人需要的抗体量并不小，
通常每个病人使用的抗体药物需在几百毫克左右
。所以，即使没有免疫排斥问题，直接用康复病人的血清做药可行性也非常低。一般来说，在康复病人血清里特异性抗体只有约0.1毫克每毫升，那就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他/她全部的血液去挽救另一个病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实际的研发中，从病人或动物身上提取的抗体分子还需要进一步筛选改造，使其更加高效，能够在合理的用量范围内治愈病人
。改造过的分子还必须能在工业条件下
（和实验室不同）
大量生产，从而给众多的病人使用。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困难的科研攻关，很多都需要几年的努力，而在电影中几秒钟就过去了。
和其它疾病相比，传染病毒药物的临床试验要困难得多。通常药物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完成，而病毒疫情暴发地往往在不发达地区。疫情暴发后病人也不允许随意流动。这意味着科研人员需要冒着危险，和政府部门沟通、拿到许可，再克服交通问题，到医疗条件通常非常落后的地区展开试验，用药的时机也经常难以把握。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前面提到近年来抗体药物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这类药物目前都有一个显著的缺点，一个字：贵！以近年来最成功的PD1抗体药物为例，在美国，病人一个疗程大约要花费13万美元
[4]
。国产后
（向冯辉师兄致敬！）
价格大幅下降，但年治疗费用仍然需约18.72万人民币
[5]
。前面说过，病毒疫情暴发通常在不发达地区，这样的价格当地人民根本不可能负担。再者，在灾难疫情暴发的背景下，医药公司售卖天价药物也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声誉。这些原因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临床试验困难，导致很多制药公司其实并不热衷于研发此类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