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s'échange
，不再是被换来的
)
，此刻，权力不再有能力，此刻，在绞架和机关枪面前，人造反了。
因为它（指造反）是如此地“外在于历史”而又内在于历史，因为每个人都赌
(joue)
上了生死，故而，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从宗教形式中发现其表达及其“戏剧构作”
(dramaturgie)
了。关于后世、时间之复归、对救世主或末日王国、纯粹的善的统治的期待的许诺，所有这一切，已形成了数个世纪，在这数个世纪里，宗教的形式没有变成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把自己化作了经历造反的方式。
“革命”的年代来了。在两个世纪里，革命这个东西高悬在历史之上，组织着我们对时间的知觉，分化了希望。它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把造反驯化到一种合理性的、可控的历史中去的努力：它给了造反一种合法性，它为造反区分了好的和坏的形式，它定义了造反展开的法则，它确定了造反的先决条件、目标及完结的方式。我们甚至还定义了革命家这个职业。通过这样遣返造反，我们企图展现反抗的真相，并真正地结果造反。不可思议的、可怕的许诺。有人说，在现实政治中，造反被殖民了。另一些人则说，他们为造反开启了一个合理性的历史的维度。我更喜欢霍克海默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个幼稚，又有些狂躁的问题：“可欲吗，这场革命？”
造反之谜。对于不在伊朗寻求运动的“深刻原因”，而是去看它被经历的方式的人来说，对试图理解这些豁上自己生命的男男女女脑袋里在想什么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惊人的。这些人的饥饿、他们所受的羞辱、他们对政权的仇恨和推翻政权的意愿——他们把这一切铭写在天与地的尽头，铭写在一段梦想的历史里，这个历史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他们与巴列维对抗，这场对抗关乎每个人的生死，但也关乎殉道与千年的许诺。这样，那些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的著名的示威活动，才可以在真实地回应军队的威胁（直至使军队瘫痪的地步）的同时，也按着宗教仪式的节奏展开，并最终诉诸一种无时间的戏剧构作，在此构作中，权力永远遭到诅咒。惊人的重叠，它——就在二十世纪——展示了一场足够强大到推翻看起来武装得更好的政权，同时又接近西方曾经（在我们想让灵性染指尘世的政治的时候）是知道的那个古老梦想的运动。
多年的审查与迫害，一个政治的阶级被挤到了边缘，政党被禁止，革命团体死伤惨重：如果不是宗教，还有什么，能够支撑一个为“发展”、“改革”和政权的所有其他举措所伤的人民的不安及其后的造反呢？诚然。但我们可以就此而预期宗教的元素，会很快消失，让位给那些更加现实的力量和不那么“古老的”意识形态吗？无疑，不可以，而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是运动迅速取得的成功，这个成功巩固了它所采取的形式。还有教职阶层在制度上的团结，这个阶层对人民的影响是强大的，它们也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再有就是伊斯兰运动这整个语境：运动所采取的战略立场、穆斯林国家在经济上起到的关键作用，及运动波及两个大陆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在伊朗周围构造了一个激烈而复杂的现实。如此，造反的想象的内容，才没有在那个革命的大日子消失。这些想象的内容马上就被搬到一个政治的舞台上去了，而这个政治的舞台，看起来也乐于接受它们，但事实上，在这里，性质就不一样了。在这个舞台上，最重要的东西，和最残酷的东西混到了一起：把伊斯兰再造为一个伟大的、活的文明的了不起的希望，和形形色色的恶毒的排外混到了一起；全球的利害，和区域的对抗混到了一起。还有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女性的屈从，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