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上述研究中,“同情”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核心，学者们关心，一个“同情的公众”（compassionate public）是否有可能因为对于苦难的报道或中介化而产生。本文将沿这一“情感”路径开展研究，认为跨越阶层的公众的形成，并不仅仅来自于理性论辩的力量，而且来自于对脆弱他者的符号认知，以及来自于对人们参与他者苦难的想象能力的培育。
“中介化”是传媒与苦难研究的核心概念。学者们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一方面，它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指的是传媒如何采用规则与格式生产并传递文本、叙事或话语结构，即，传媒如何讲述苦难的故事。在这一层面，学者们致力于对传媒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检视，这包括，传媒使用哪些视觉或叙事类型，如何将受难者“他者化”，如何将苦难自然化和去政治化等，并致力于批判上述苦难生产中所蕴含的权力以及道德伦理维度。
但是，这一概念并不止于分析传媒再现本身，而是希望通过对传媒再现之具体表现和机制的分析来理解传媒如何参与到建构公共生活，其分析的终点是社会公众及其行为。因此,“中介化”同时包含进一步的含义，即，作为一个连接传媒再现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念，上述有关苦难的文本、叙事或话语结构恰恰构成了读者、观众或用户展开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意义或话语资源，参与塑造和影响社会的良知与道德行为，从而建构社会生活。因此，分析传媒的处置方式以及揭示这一逻辑和模式对于观众之情感、想象和道德立场等的影响，成为这一路径之研究的重心所在。学者们发现，苦难被再现或被报道的方式对观众将产生重要影响，它可能发出不一样的“邀请”,“每一种新闻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让观众参与到苦难的场景以及可能产生不同的行动后果（对受难者不幸）”。
乔利亚拉基（Chouliaraki）对于苦难中介化的定义即典型地体现了上述双层意涵。在她看来，苦难的中介化是“与技术具有关联的话语资源如何生产关于苦难的意义，并且如何提供给传媒观众以对远方受难者具体的参与方式的过程”。这一定义表明，苦难如何被传媒再现的过程，即决定和影响了观众对于远方受难者的参与。苦难的中介化因而既是一种表征，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建构。
苦难中介化研究的最新发展体现在受众的消费和接收层面。一些学者认为，文本的分析并不能决定受众的立场（position），因此倡导引入对受众接收的经验分析。通过对受众回应的研究，他们发现，媒体对于苦难的不同报道可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例如，有的报道催生了同情，进而激发了积极的慈善和人道主义的行动，但是有的报道则使人产生“同情的疲劳”，或无力感，甚至是拒绝同情。
本文将在上述学术脉络下引入“中介化”概念来表述研究对象。我们将范雨素及其所代表的文本视为底层对自身苦难经验的自我书写，而这一文本进入城市中产阶层传媒领域的过程即是底层苦难被中介化的过程。与上述文献的“中介化”概念类似，本文将在传媒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及其如何参与建构公共生活两个这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它不仅包含底层的“苦难经验”如何被大众传媒（网站和报纸）再现，也包含这种再现如何参与到塑造公共社会文化（人类的交往与意义建构）的过程。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话语和文本分析的方式考察底层的苦难生活经验究竟如何得到中产阶层传媒的再现和讲述？并分析这种讲述如何塑造中产阶层读者的情感、道德倾向及对底层的想象，进而塑造公共生活。
但是，本文所使用的中介化概念还包括另一层意涵。一些学者认为，与“传媒化”(mediatization)概念的一个重要不同在于，中介化概念具有空间维度的意义，它内含空间的之间性(in-between)这一意涵，因此强调的是两个相互区分的元素、成分或过程之间的连接。在我们的文章中,“中介化”概念因此也包含了这一社会空间意义上之区隔与联系的内涵：它建立在底层与中产阶层传媒领域二者存在区分的基础上，二者分别拥有各自的符号生产规则和受众基础。我们所研究的范雨素现象恰恰代表着在某些关键的时刻，原本属于底层传媒领域的传播文本进入中产阶层传媒领域，使得这两个相互区分的领域或过程之间得以建立连接。我们的重点则在于考察这一连接和协调建立的过程，揭示这一中介化过程的基本机制，并考察这一机制对于中产阶级读者所可能产生的改造或型塑的后果。
本文也将引入“远处苦难”的概念并对其予以拓展。在上述文献中，处于西方发达世界的人们位居“此处”，而来自发展中地区所发生的种种灾难则是地理意义的“远处”的苦难。我们认为,“远处”未必局限于地理意义，也可以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远处”，由于阶层之间的差距，底层的故事对于主流社会而言则构成了社会意义的“远处”。对“此处”的城市中产而言，范雨素所代表的底层农民工群体所经受的苦难同样是一种远处的苦难。因此，底层苦难的自我表达进入主流传媒的流通，也是一种“远处苦难”的中介化过程。
在有关地理意义上的远处苦难中介化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的是，传媒对苦难的报道是否能够培育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敏感性，激发一种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cosmopolitan citizenship）以及促进人道主义的救援行动？循此思路，本文试图追问的是，作为“远处”的底层苦难在经历中产阶级传媒的中介化之后，是否有助于在中产阶级读者当中激发和培育“同情”？进而，一个跨越阶层边界的“同情公众”是否可能基于这一中介化过程而形成？
本文聚焦的案例发生于2017年，一名主要在城市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女性农民工范雨素的文章《我是范雨素》被一家总部位于上海、以城市中产为主要读者的网络新媒体“界面新闻”的编辑发现，于4月24日刊登在这家媒体所设立的一个用以刊登原创、长篇非虚构写作的栏目“正午故事”上。刊登之后，该文迅速在最主要的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得到大量转发，一天之内就在微信客户端突破了10万的阅读量。此后，大量主流媒体，包括市场化报纸、党报以及原生新闻网站等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追踪报道或评论。报道热潮持续了近一个月。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持续关注也引发了中产阶层读者的阅读和讨论热潮，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以及知乎等互动讨论平台，均涌现了大量相关讨论。例如，微博和知乎平台均产生了以“范雨素”为标签的专门话题，这使得围绕该主题的相关讨论得以展开。
本文将把范雨素现象视为一个跨阶层文本流通的传播案例，对其进行整体检视。本文跟进并追踪了整个传播过程，具体而言，以下文本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素材：
首先我们搜集了范雨素本人的写作，尤其是被刊登的两篇文本：《我是范雨素》和《农民大哥》。
为了更好地理解范雨素文本在整个底层写作中的位置，我们也阅读了当时范所参加的皮村文学小组的其他作品。
其次，我们收集了“正午故事”编辑的相关访谈、编辑手记以及其他有关的二手材料，以了解范雨素文本如何被纳入主流媒体。
第三，我们收集了大众媒体围绕范雨素及其写作所进行的报道。
收集方式是：以“范雨素”为关键词，在权威的新闻数据库“慧科搜索”中进行搜索，时间期限界定为2017年4月25到5月10日。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一方面，这一时间段包括了媒体报道量最为集中、数量最多的部分；另一方面这一时间段也基本囊括了该事件从开端到平息的整个过程。我们将搜集到的文本一一细读，以确定是否与该事件相关（去除“标题党”类不相关以及重复的文章），最终确定了与范雨素事件密切相关的299篇新闻。搜索到的报道或评论文章既覆盖传统报纸及其附属网站，也包括原生的网络媒体如新浪、网易等。针对所收集到的文本，我们主要采取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考察这些媒体报道的主题选择和意义建构过程，并试图揭示过程这一背后的内在逻辑以及它与主控文化逻辑之间的勾连。
第四，为了了解受众反应，我们也收集了读者（网民）在网络平台上的相关讨论。
我们选择“知乎”问答社区来观察和分析受众的反应，这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量：首先，4月25日范雨素文本被“界面新闻”刊登之后，知乎问答社区就形成了专门的话题“范雨素”，陆续吸引了不少“网友”在此讨论，网民自主参与的“话题”能够有效地将讨论聚焦并具有持续性，符合本文的研究需要。其次，该平台定位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受众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也较为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即考察城市中产对“范雨素文本”的回应。第三，近年来随着知乎“开放注册”，其理性风格在下降，情感化倾向明显，因而也适合于本文观察案例的情感效果这一目的。在知乎平台上，我们主要通过如下方式收集文本：锁定知乎话题“范雨素”，然后聚焦“精华”区所引发的的回答（即评论），文本收集的时间限定为2017年4月25日至年底，收集了这期间发布的所有文本，总共331条。针对受众文本，我们主要通过量化的方法考察了文本所体现的同情倾向，具体的操作化方式在下文具体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