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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德跟幸福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一时这么想，一时那么想，也不容易理出一个清楚的头绪。有一种理论是，做恶即使得到好处，那也只是一时的，长远看来，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看法也许偏于乐观，但狡诈的人，欺骗的人，不诚实的人，终究往往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话看得太实在了，
因为的确也有狡诈的人一辈子也混下来了，而公义的人一辈子也没得着好，这些情况也是有的。
美德跟幸福的关系这个问题不光我们会碰到，我们自己会去想，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思想家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下面就稍微梳理一下历史上的这些思想家，看看他们对这个事情大致有些什么看法。
我把他们的想法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就是功效主义。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功利主义，但是我还把它叫功效主义吧。按照功效主义的说法，道德是达到幸福的手段。
功效主义主要是一种英国的理论，后来从英国蔓延开来。功效主义有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像穆勒、边沁都是重要的功效主义理论家。
第二类我把它叫做唯道德论的主张。这样一种主张是只认道德，而不管道德带不带来好处。古代有个特别出名的唯道德论的思想家或者哲学流派，叫做斯多葛的思想流派，近代康德的思想理论也特别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把康德看作唯道德论的一个代表人物。
第三类就是像孔子、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他们把道德放在很高的地位上，但是他们跟唯道德论不同，他们认为幸福不仅包括美德，而且也包括健康、财富、长寿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我先讲一下功效主义的理论。功效主义认为幸福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美德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这种理论可能对于你们年轻人，至少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起来有一点点俗气。把美德当作手段，好像听起来总归不是那么特别义正言辞的样子。
但是想想我们平常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道德教育，你会发现功效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像我刚才讲到的，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勤劳的人，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人，他往往最后是给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幸福。在这个意义上，你会觉得美德好像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
在道德教育中你会听到，家长经常教育孩子说：你要诚实。为什么要诚实呢？家长就说了，你骗人不行，你骗人骗不长的，人家总会要知道的，最后人人都知道你是个骗子，是个不诚实的人，那谁还跟你玩，谁还信任你啊。
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但是还是从结果上来说的。在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上，也有这样一种功效主义的教育。比如，有些品质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但有一些品质就不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很明显的好处，比如像正直。当然我们知道正直是一种美德，但是一个正直的人很容易得罪上司，如果你在一个机关或企业里面工作，不仅会得罪上司，甚至还会触犯下属的利益，还可能得罪你的下属。
当这些正直的人急功近义，去伸张正义，他希望大家都能正直，他有时候会说“不自由毋宁死”这种高尚的口号，有时候也会这样来教育或说服我们，说今天暴君在迫害这些正直的人，而你在旁观，好像事情与你无关，但是如果你们放过他，明天迫害就会不断地扩大，会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还是在用功效主义的方式来进行鼓励和教育。
哪怕在《圣经》里，也会这样来信仰上帝，信仰神明：“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
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功效主义不是一个很全面的学说，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下面我就要讲讲功效主义它的确也有些不足。
第一个不足我们刚才讲过了，
虽然有些美德有时候或者通常会带来幸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德，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带来好处，而的确有些恶劣的手段反而能够带来好处。
这时候如果你只是把美德看作手段的话，那你会不会为了幸福，为了过上好日子，去采用那些恶劣的手段呢？这时候功效主义就有点变化了。
我们日常所说的功利主义，是指为了好处不择手段，这在个人生活中是一个很可疑的观念。在集体生活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也是一个很可疑的主张。有很多理想主义者后来干出了相当为人不耻的事情，他们一开始的辩护都是说，“为了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我们且不管手段是什么样子的”。
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我这里不多讲。但是你回忆一下你所知道的历史就会看到，
如果一个政权，或者一个集体，为了高尚的目标或理想不择手段，最后往往是会带来灾难的。
这是功效主义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地方。
从理论上讲，更重要的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是，
美德并不只是幸福的一个手段，美德是幸福的一个组成部分。
粗想起来，好像我们讲起幸福就是吃好喝好玩好，但其实要是细想的话就会发现要比这多一点。
多在哪儿呢？比如说一个纳粹分子，他监管着犹太人的集中营，犯下了滔天罪恶，但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他逃到比如说南美洲去了，隐名埋姓在那买了栋房子，身上有好多钱，他就过上了太平日子了。像这样一个人，我们会说他过得幸福吗？我们大概不会这么说。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
战后纽伦堡审判中，他作为行政官僚并未被起诉，后隐姓埋名在阿根廷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1962年被处以绞刑。汉娜·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