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需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制度性关系还是事件性关系，它们都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合作互利关系，因为联系行为说到底是以合作为形式的互利行为，其内涵都包括民众是否为政党提供扩大社会影响、赢得选票、筹集经费甚至政策纲领制定等帮助，而作为回馈，政党是否能满足民众的利益诉求，为社会带来承诺性福利。但与此同时，两种关系也具有不同特征。从一般意义上看，一种双主体间常态化制度性的关系意味着连续性的互联行为，尽管双方可能目的相同、目标一致，但由于组织建设、成员素质和突发事件后期影响等因素，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主从关系。从政体结构意义上看，只有政党与国家之间同时存在某种程度的有效联系，或者说是在政体框架的决定下，政党有机会、渠道和能力影响资源分配过程，才有可能形成政党与公民社团之间常态化的制度性关系。相比之下，事件性合作关系意味着政党在常态政治生活中并不活跃，这实际反映了在政体结构中，政党未能成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关键结构，而公民社团则起了主导作用。对结构要素进行三级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仅触及政党-民众关系的关键特征，更重要的是它指向政党在政体结构中所处位置的问题。
第二，“过程维度”，主要考察常态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联系机制，包括政党（常设组织、基层组织及党员干部个人）与民众（公民会议、公民社团常设机构及民众个人）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公共协商机制、经费捐赠机制、政策吸纳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当然，运用于经验观察的标准是开放的，因此，可根据现实情况对该基本测量维度做出适当调整。在常态政治生活中，信息互通机制、公共协商机制、经费捐赠机制、政策吸纳机制和监督机制是政党与民众的核心联系机制。尽管这些机制之间本身没有过多的性质差异，但是它们在特定场域中存在与否和存缺组合的状态则可以反映性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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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将联系机制与政党类型联系起来考虑，试图以此来对过程维度做出有性质区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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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追求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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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追求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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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追求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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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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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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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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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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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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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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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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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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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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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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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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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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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学路径，斯特罗姆（
Kaare Strom
）从行为主义路径对政党进行了分类，他认为政党竞争行为可根据特定目的分为选民、公职和政策三种取向，政党在竞争过程中会稳定地倾向于其中某种取向，因此，可相应地将政党分为选民追求型政党（
the
vote-seekingparty
）、公职追求型政党(
the office-seeking party
)和政策追求型政党(
thepolicy-seeking par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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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林茨（
Steven B. Wolinetz
）在肯定斯特罗姆政党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考察指标：党内会议中的政策辩论、政策立场的一贯性、选举过程中的政策重点和政策支持的基础。他认为，政策追求型政党在党内会议的政策辩论环节投入资源多、党员参与度高、议题集中、涉及面广，所提出政策的连续性强，政策在选举过程中作用显著、战略抉择从属于政策、较少运用新选举技术，存在相对活跃的政策研究机构。选民追求型政党不会将资源“浪费”在党内政策辩论上，而是在选举过程中通过政策变化来迎合选民，同时注重运用新的选举技术吸引选民，它追求最大限度的选民支持。公职追求型政党相对而言最难定位，它的四项指标与选民追求型政党类似，但在选举过程中偏好低风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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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沃林茨提出的四项指标显然没能成功区分这三类政党，而且欠缺经验分析的可操作性。从政党竞争行为偏好的三个取向来区分政党类型是可取的，但应适当调整其内涵并改造“四项指标”，对此，笔者提出三项区分这三类政党的指标，即政策连贯性、政策覆盖面和机制全面性，它们实际上依次反映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稳定性、联系广泛性和联系有效性，如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