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赵萍：
因这两天刚刚看到吴晓波老师的一个年终盘点，他说到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崛起。我们做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小说的主题正好切合了这种思潮，可能一下子书就起来了。我做过一本书《我与兰登书屋》，其中有关于出版人细节，他说的大概的意思是，法国一个出版社的老总曾经说过：从来不知道我的书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人有人命，书有书命，有些书就是在某个节点适当出现。当然你要做，尽人事听天命。
龚琦：
我觉得其实就是赵老师所说的尽人事听天命。在这个行业，尤其是做选题策划，做营销的朋友，一定都有很深的感触。很可能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一本书没有起来，或者说你为一本书，只切到点的工作，它就起来了。
说到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本书，是很日常的看书过程中看到它，觉得很好，但是并没有说是我一天看到，第二天就决定把它签下来。只是阅读之后，如影随行的感觉，让人觉得应该让其他人也看看这本书，所以我会先去跟同事安利，然后就是正常的出版流程。为什么这本书可以做起来，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大家的厚爱吧。
赵萍：
其实有时候，再多的推广，都没有书本身的内容重要，首先内容是一本好的、立得住的，才会是让大家产生口碑效应的一本书。景雁他们的一些书，其实一开始也不见得有很大的销量，但是慢慢地做起来之后，还是有一个挺好的一个前景，我觉得你们在做口碑书这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心得的。
景雁：
我们就是做这件事的。今年新做的《冰雪纪行》是口碑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推这书，最早直接找了虹膜，因为在电影类公众号里面，虹膜是最严肃，最专业一个公众号。恰好虹膜的主笔、创始人magasa是赫尔佐格大粉丝，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关于赫尔佐格，关于一次旅行如何奠定他人生前进的方向，我记得在某个杂志上登过。
因为一说起德国新电影，就那三个导演，赫尔佐格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而且赫尔佐格自己也承认，对他来说，比他电影还重要的其实就是两本书。我们现在刚出了第一本，他人生最重要时刻的一次旅行，就是从慕尼黑到巴黎，冬天他走了几百公里。因为他的一个精神导师在巴黎电影资料馆工作，马上要病死了，他觉得如果是一步一步走，从慕尼黑走到巴黎，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肯定不会死，而且德国电影肯定不会就这样消沉下去。
我很喜欢赫尔佐格，一看到他说竟然有两本书对他来说比他电影还重要，我一定得找来看。拿到这个书之后，虹膜来推，很快在圈子里面反响都起来了。反正这种书大家都知道，卖得再起来，也就是一两万。
大家都是编辑也知道，这种电影类的小众题材的书，可是我们这个在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推了之后，现在反响特别好。我也发现很多不知道赫尔佐格的人，竟然都开始关注这个事，我挺开心。因为这个书刚推的很短时间，下一步怎么样，我还不知道，我只是非常开心能把一个我这么喜欢的人，这么有性格的一个人推到这么多人面前。
找到一本书跟大众相遇的理由
赵萍：
有位台湾出版人说过，编辑就是要为你的书寻找一个跟社会相遇的理由。我们拿到书之后，不论是对内容的定位，还是装帧、腰封、文案，其实都是对这本书的把握和理解。然后你的推广，我觉得都是，那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你要寻找一个跟社会、大众相遇的理由。
我想请你们两个聊一聊，在这一点上你们有什么心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或者有什么挺难为的事。先叹一口气，挺不容易的。
景雁：
就像刚才说《冰雪纪行》那本书，其实是就不太在乎谁会读这本书。作为编辑，无论市场怎么样，你肯定要对你的这个产品、文本特别有信心，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全身心投入去推。自然相应的就是，作为编辑，下一步其实就是渠道和发行。发行能感觉到意义，也能感受到一些商业价值，因为发行毕竟要卖钱的。接下来，它自动会往下传导，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
我在十年前做过一本简·莫里斯的《变性人》，她在英国算是旅行文学方面的大家，随笔这个领域里面，只要提起来，她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我当时拿到那个书，就想为什么没人做，当时做了她的两本书，一本叫《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是她一辈子在世界各地旅行的随笔，另外一本就是，《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做了之后，我发现比较深度的读者特别喜欢，但大众没反响。这次发现她的变性经历文本一直没有人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在浙江文艺出过一本书，这两年，LGBT群体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群体，觉得这本书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尽量少删节地把它做出来。
这本书讲一个人从小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女孩，只是被放在男人身体里。我签这本书的时候，脑袋就有点头大，觉得难出。非常幸运的是，尽管试了很多次，就是换了挺多地儿，最后一个字没删都出了。我把这本书送给LGBT的T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人，她们特别喜欢，这本书等于没白做。
龚琦：
关于简·莫里斯，因为我自己也关注过这个作者，我也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变性人，因为她身体力行做这件事的时代实在是太早了，但是我没有想过，她曾经把这些内容写下来，成为一本书。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想说这个东西应该很早被我们做出来的。
当然景老师也说到，有些政策或者环境方面的原因，所以很难。作为简·莫里斯的粉丝，我很开心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一定要出一个旅行文学作家的变性传记，其实说到底，并不是因为她在谈变性这件事，她谈的也不是自己从男性身体转变为女性身体之后的变化，其实是因为简·莫里斯是一个具有非常强大精神的人。
她从一个贵族家庭出来，父母都是名门望族，她也参加过一战。基本上，她所处的那个环境，都是英国的上层男士所处的环境。她一直以一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状态生活着。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到她最后跟妻子结婚，生了孩子，她都没有放弃自己变性的这个念头。其实这不是关于性别的问题，这可能是关于一个个人选择，她在那个时代怎么样生活，因为生活在英国最保守的时代，但是后来最起码快乐的生活着。
景雁：
快乐地生活着。
龚琦：
我很开心看到她真的很快乐。对一个读者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她写过那么多旅行文学，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读这个，它其实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因为我会阅读到这个了不起的写作背后，作者到底是怎样的想法，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觉得选择内容的时候，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怎样让内容和社会产生一个节点，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会让你觉得这个内容是和你的生活如影随形的。
跟每一个人发生联系，就足够了。但可能跟每一个人发生联系，也就卖五万册。
赵萍：
他们两位都讲了今年做的一些新书，我也说说我们做的一些，其实我们人文社大家觉得都是出经典，都是出这种名家名作，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年出的几本新书，特别要提的就是几本七零后到八零后作家的作品，路内的《慈悲》，张悦然的《茧》，还有葛亮的《北鳶》。今年应该是人文社，最集中出版七零、八零后，关注到七零、八零后作家的关键一年。
我们部门有一个编辑新进来，我问她为什么要来我们社，她说当时打电话给王安忆，她在工人出版社时跟王安忆约一本书。王安忆的性格，大家可以看看她的译文，是个很直接的人，没有很多废话，直接说，我已经有出版社，就把电话扣掉了。她就觉得，我要做文学类的书，肯定要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原创的书。
我们都是在关注这些青年的作家，其实他们也不算年轻，七零后作家，像路内已经四十多岁了，今天我看了他写的一篇文章，说他眼睛已经有老花的趋势了，我看了之后很伤心，他应该是文坛的中坚力量。
像路内的《慈悲》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给的我们，在《收获》上首发，张悦然的书是七月份出版的，葛亮是九月份出版的，正好这样一个周期。今年我们有一个盘点，他们这批作家，都是关注历史和父辈。但是他们的写法跟以前非常不一样。比如说路内的作品，其实跟我们的老一辈，就是年长一些的编辑，是有分歧的。他们觉得写工厂怎么是这么冷的底调，就是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像路内说的是一个斧头式的五十年，用了九万多字写下来，他的笔触非常干净。
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是我们现在来看书的时候，是比较接受的。包括《斯通纳》，虽然是五十年前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白描式的作品，它没有那种很洋溢的，甚至说意的那种感觉，情感的表达都没有，它是一种静水深流，就是很平静的水面上，其实内心是非常翻涌的。
当然我们说老一辈，就是说我们中间的现在名家名作，他们的作品，像王安忆，已经在艺术上达到非常高的水准了，她推出的每一部作品，你绝对不会失望，你绝对不会觉得她掉水准，这就是一流作家的功力。我相信她们这批作家会继续写下去。包括葛亮，大家可能看过他的《朱雀》和《北鸢》，会觉得这个作家特别有前景，因为他的《北鸢》比《朱雀》，我觉得进步了很多。
像张悦然，她自己是希望在文学上能够走得更远，她关注的一些情感，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关注历史的方式，她是用自己很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一本八零后的大书，我觉得这几本作品，将来会在文学史上有自己的一个地位，就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史上，我们也要每个阶段能写上一笔。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做书，很多的时候内容是源头，编辑一定要看完这个作品，你觉得我对这个作品是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可能我做一本书，跟我的奖金挂钩，我会赔钱，因为我们现在每个出版社可能都是一样，会有对编辑的考核，那你的书如果是退货量很大，或者是有签很高的量但没有卖出去，可能你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我做这些书的时候，即使我可能没有奖金，也觉得值得去做，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把书做好。
然后我还想，咱们这么多的在场的读者，其实我们聊的也很多了，其实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大家其实都是同行，很多做跟出版有关的工作，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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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环节
观众
：我有一个问题问龚老师，就是您是做外国文学史，虽然我做别的方面的翻译。有一次我就在跟一个编辑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跟他谈到文体的问题。我就跟他这么说，比如鲁迅的传统是把一百翻译成了一百，可能另一端是林少华的传统，要把一百翻译成一百二或者一百三。
编辑要有这个选择译者文风的权利，退一步说，您是想要繁花似锦的还是特别朴实的文字？谢谢。
龚琦
：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自己做读者的时候也想过，学了英语之后，可能想得更多。但是我自己做了编辑之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淡化一点。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不管是我，还是译者、设计师、营销，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对这个作者是有好处的。第一是要忠于作者，他写作的意图，第二是忠于他的风格。我在选择译者的时候，会考虑实现作品、作者利益最大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靠沟通，你如何向译者表达你的想法，如果这个作家还活着，当然非常好，你可以让他跟译者直接谈。
如果那个作家去世了，编辑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会占很大比重。我觉得，编辑做书做得越多，这个问题反而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相信能够长期与你合作的译者，一定是水平不会太波动、起伏太大的。如果能够逐渐趋向同一个选择的话，其实就是一次成功的合作，因为一个成功的合作，就是对作者最好的。我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