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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曾表示，临床病理水平决定了医疗质量。对于胸科医院病理科，他们在把基本的病理概念、最新的病理内容向临床传达时，如胸腺瘤的良恶性区分、原位腺癌等病理新名词，就对临床治疗给出了最好指导：除了极少数微小胸腺瘤（镜下胸腺瘤）和微结节胸腺瘤外，其他型胸腺瘤都要按照恶性肿瘤治疗；若手术后病理诊断为原位腺癌，意味着患者不需要太多干预，临床可不进行后续治疗，而其他腺癌则不同。显然，病理科的报告，决定了临床对治疗方案的选择。
同样，患者的临床特征或肿瘤、结核病的影像学形态特征对于诊断也有重要意义，所以胸科医院成立结核多学科和肿瘤多学科协作中心，通过MDT的实施促使内科、外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共同进步。
对此，张海青说，
“对结核病、胸部肿瘤等疾病的综合治疗，病理医师和临床大夫既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助力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还可以互相补充对方知识的不足和思维定势。在病理诊断遇有特殊病例时，病理科也会召集各科室进行MDT，综合该患者的病理、影像、临床表现等特征，为以后再遇类似患者时，进行诊断联想打下基础。”
虽然被称为疾病确诊的“金标准”，张海青认为，病理诊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活体组织的取材多少、病理医生的个人水平、制片质量等因素，都会影响病理报告的准确性，所以目前各医院的病理诊断是不能互认的。
由于胸科医院病理科的水平所在，国内很多医院或患者会携带病理切片来请张海青做病理会诊，这无疑会延长确诊时间，与早诊断、早治疗的原则不符。“以后的发展趋势可能是远程病理会诊，但远程会诊需要一定的设备条件，切片扫描不清晰、电脑和显微镜下显示的差距等，都会给远程病理诊断造成风险。”张海青说。
人才培养 独辟蹊径
北京胸科医院病理科现有人员共18位，其中医生6位，全部是研究生以上学历，包含1名博士，3名在职博士研究生和4名高级职称。根据2009年原卫生部出台的《病理科建设与管理指南》的要求，每一百张病床配备病理医生1-2名，据此要求，胸科医院病理科现勉强符合最低标准（病床600张）。“但全国病理医生仅约2万，病人床位数约500万张，这个缺口至少要2-3万名病理医生才能补上。”提到全国病理医生的现状，张海青感到有些遗憾。
谈及原因，张海青认为
一方面病理学鼻祖魏尔肖（Rudolf L.K. Virchow）的“病理乃医学之魂”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与中国病理科大夫没有像国外一样，拥有“医学之本”的位置及待遇有一定关系。
“别人说我们是医生中的医生，也是幕后默默干活的英雄。”张海青对这个评价既欣慰又无奈。
人才充足不是目的，持续进步才能决定未来，胸科医院“幕后英雄”病理科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规划值得回味。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张海青找到两条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