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authentic
）思考与生活来找寻自己，“摆脱常规的言说方式，摆脱习俗惯例和角色扮演——摆脱一切区区的前景和表象”。
第二，雅斯贝尔斯强调大学扮演着守护真理的共同体这一角色，这是承接了自康德《系科之争》（
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
，
1798
），以及深刻影响了欧美自由主义神学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
）探讨大学精神的著作（《大学漫谈 》，
Gelegentliche Gedanken über Universitäten
，
1808
）以来的传统，德国大学之伟大，正在于这一传统。
尽管德国或许可以声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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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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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在欧洲国家中，德国是第一个认真对待斯宾诺莎（
Spinoza
）当年在《神学政治论》（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
1670
）中发出的思想自由呼吁，但德国绝不是唯一一个贡献出探讨大学理想功能的伟大著作的国家。在法国，学术自由在旧制度、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曾经历漫长的压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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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及之后，有两位同样受到德国思想影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库赞（
Victor Cousin
）和埃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an
）恢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荣光。大约在同一时期，英格兰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开始从漫长的沉睡安逸中觉醒，纽曼枢机主教（
Cardinal Newman
）写下了他的名篇《大学之理念：定义与说明》（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
1859
）。在雅斯贝尔斯发表本书第二版之前两年 （
1944
年），西班牙人奥尔特加·加塞特（
Ortega y Gasset
）的 《大学的使命》（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面世。对加塞特来说，祖国不是安居之所，他只好选择将全世界作为自己生活与思想交流的场域。
但写到此处，我们不禁要产生一个悲观的反思。欧洲大学既然有如此高蹈理想的传统，面对独裁者的进攻，为什么虽然有部分教授勇敢反抗，众多欧洲国家的大学还是可耻地土崩瓦解了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极权政府为了达到消灭人类自由的目标，手段残酷，无所不用其极。大学没有枪炮和军队，而且不管手段合法与否，都可以被关闭和噤声。
第二个原因，除了少数例外，欧洲大学教授极少关心学术生活与它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我看来，德国学者尤其如此，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有多么大的功劳。德国学者真的以为有一条悠久神圣的传统庇护着自己， 永远有一个富有善意和敬意的政府为自己挡风遮雨。不仅如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而且只要做到“功成名就”——当然，这并不容易——甚至还会获得很高的收入。 于是，他们不理解自由要用警惕心和愿意牺牲的决心换来；他们将崇高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看不到或者说不愿去看学术界上方集聚的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