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2年8月，戈林在一次关于粮食供应的高层会议上再次谈到占领地货币问题。会议记录记载说，戈林训斥在场的财政部副部长说，“停止对军人的海关检查，我对此不感兴趣……能送多少回国就送多少，什么都不需要付关税”。到场的官员提出要稳定法国的货币，以利于长期占领。对此，戈林怒气冲冲地说，“有人说我们应该限制军人只能用他们的军饷购买物品，不然就会在法国造成通货膨胀。我想要的正是法国的通货膨胀……法郎就是应该变成废纸。这正是我们所要的打击法国的方式”。（104，105）
正是因为这种特别优待德国军人的政策，德国人在战时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一位当时在汉堡工作的图书馆员在自传里写道，“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匮乏……我们的食品、衣服和鞋子都是有供给的。我们的男人们继续从占领区带回来肉类、酒、纺织品和烟草”。（106）
阿利还亲自做过一个调查，对象是二战期间的军人女眷。他写道，“德国士兵真的买空了欧洲的货架，从前线把数以百万计的包裹寄回德国，收包裹的主要是家里的女眷。直到今天，她们谈起收到包裹时的情形，眼睛里还会发光”。包裹里有各种各样她们喜爱的，但在德国得不到的好东西：“北非的鞋子，法国的丝绒、丝绸、酒类、咖啡，希腊的烟草，俄国的蜂蜜和熏肉，挪威的青鱼——更别提从德国同盟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涌入德国的各色礼物了。”
女人们互相炫耀，互相攀比，谁收到的包裹越多就越有面子。但是，后来阿利询问他们丈夫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承认自己寄过包裹，都说自己“一个包裹都没寄过”。（87）这当然是因为后来觉得自己参与了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和盗窃太不光彩的缘故。
阿利在《受益人》一书里要做的当然不是收集和记录一堆关于二战时期德国军人如何购物和寄包裹的趣事轶闻，而是要将此作为一个缩影，回答一个困扰许多研究者的问题：“纳粹做了这么多显然是欺骗、狂妄和犯罪的事情，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说服大多数德国人，让他们相信，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尽管纳粹的种族政策对犹太人、残废人和其他‘多余的人’非常残忍，他们的国内政策在对待下层德国人的时候，却是很友善的。纳粹攫取了大量财富，并重新分配战争的负担，让下层人获益”。这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社会主义部分。（6-7）
纳粹进行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代价最高昂的战争，但是，德国大多数人却完全不用承担任何经济负担。希特勒掠夺和榨取犹太人和占领地人民，把他们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摧毁了许多国家的货币，让普通德国人从中得到了好处，成为希特勒一贯“利民”和“社会主义”的新证明。
阿利在他另一本著作《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2005）一书里就已经讨论过纳粹的社会主义，并指出，今天欧盟的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如农业制度、配偶分割课税制度、道路交通规则、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以及自然保护道德，都与1930年代的那种社会主义有关。
《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封面
不可否认，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在内政方面取得了相当杰出的成就，它将整个国家民族摆脱了一战后的屈辱和悲惨境地，走上了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给普通民众带来自豪和实惠——如补助儿童，提升工人养老金；进行文字改革；为困难家庭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征收房东房产税，且禁止其擅自提高房租；许诺给人民发放汽车，推行强制汽车保险；抬高关税壁垒，补贴本国农业；发行国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等。[4]
德国纳粹在战时的“利民”政策是一种典型的非正义，不道德的损人利己，
“柏林的官员们办事所依照的两条铁律是：第一，如果战争让人挨饿，那么挨饿的必须是别人，不是我们；第二，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要造成通货膨胀，那么，它发生在哪里都成，但德国不成”。（7）
那么，对这样非正义，不道德的政策，德国人是否有过不赞同的声音呢？几乎没有，因为民众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这足以堵住任何反对者的嘴巴。戈培尔看准的就是这一点：民众的私利可以把民情完全争取到纳粹领袖及其反人类罪行的一边来。他宣称，“元首教导我们，无论是对是错，我们必须取得胜利。这是唯一的道路，这也是正义、道德和必须的。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没有人会问是怎么胜利的”。（319）
阿利指出，这并不等于在德国就没有人怀疑这种所谓的正义和道德，但是，“在战时，他们的声音没有人会理会。那些支持纳粹的人大多数是因为他们被纳粹所允诺的这个或那个目标所引诱。他们跟党走，有的是因为相信党要打垮的是德国的宿敌法国；有的是因为相信，纳粹党年轻朝气的领导打破了传统的道德陈规。天主教为纳粹对无神论布尔什维克动武祝福……社会主义的‘人民同志’热情地支持纳粹的反教士和反精英立场。后来，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千百万人的那种命运联盟就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夸张的‘对希特勒的抵抗’，它其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319）
阿利要用希特勒时代关于民众和民众拥护的历史事实来告诉他的德国同胞们，你们并没有抵抗过希特勒，因为你们是希特勒的受惠者，你们自己就是“希特勒的心满意足的窃贼”。
二、纳粹德国的“面包与马戏”
罗马帝国时代的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公元1—2世纪）用“面包和马戏”来比喻帝国专制统治对罗马民众的愚民和腐蚀作用，他写道，“自从人民失去了投票权，再也无法买卖选票以来，人民就放弃了他们对于国家之义务。人民曾几何时是政治、军事等几乎一切事务的权威之源泉；但他们如今专心致志，只焦急地期盼两样东西：面包和马戏”。
从此，“面包和马戏”这个说法被用来比喻一种对人民常见的收买手段和致愚政策。在经济层面上，它指的是给人民一些能让他们满足的“好处”和“实惠”，让他们能够开开心心地过好他们的小日子。在政治层面上，它指的是民众对政府认可和配合，政府不是通过道德示范或优质公共政策来引导公民过自由、尊严、有责任感的公共生活，而是故意把他们引向一种只顾眼前享乐，只关心单纯物质满足，而没有精神向往的平庸生活。
尤维纳利斯用“面包和马戏”一说来谴责大众的自私和对公民自由和义务的忽视。
他不是主张民众不该有面包和马戏，而是要提醒他们，在专制制度下，面包和马戏不是白给的，而是用来作为交换的，由于只顾及面包和马戏，本来是自由公民的民众乖乖交出和放弃了他们的自由。
阿利199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受益人》，直接起因是想平衡当时的一种研究趋势，那就是把工业、企业、金融界精英与希特勒政权的合作当作纳粹能够顺利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原因。阿利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德国精英的责任，“会把对纳粹野蛮主义的指责矛头只是对准一小撮人”，而事实上，希特勒政权成功地在德国建立了一个“种族极权福利国家”（racist-totalitarian
welfare
state），在这个福利国家里，大部分普通德国大众都从纳粹的罪恶政策和所作所为中分到了一些实惠和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德国人在第三帝国时期，会如此广泛地……对政府感到满意”。（1-2）
阿利要探讨普通德国人，而不只是少数工商、金融精英人物的责任，是因为他从小就在自己家里和熟人的圈子里听到过许多希特勒时代的“面包和马戏”故事，亲自接触过不少对希特勒“恩惠”念念不忘的普通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