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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案相关物质保障数据
与上面两个数据相比，这项数据更不容易与司法数据进行关联，但所有的办案行为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提讯犯罪嫌疑人，因为看守所一般都离检察机关办案场所较远，来回的在途时间以及车辆保障就是确保案件能否按时、高效完成的重要因素，甚至有的单位车辆不足的情况下，会采取每周发车一次的做法来变相限制办案的及时性，在移送法院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过程中也会遇到类似问题，由于案管部门人力、物力保障不足，会与办案部门口头约定每周几次的送案时间，这也导致了办案期限的人为延长。
由此，也需要用科学数据或者技术的方法来化解这些人为设限，比如可以通过远程提讯的方式解决在途的问题，通过电子卷宗传递的方式解决流程衔接的问题，通过对司法机关整体物质保障情况进行梳理，建立动态、实时的人员、车辆调配体系，切实保障一线办案部门的需求。
4.上述几种司法数据进行相互关联、激活，可以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既往大数据强调的是以数据为核心，现在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数据应用强调是以人为核心，打破传统数据条状化所带来的单维相关率问题，在数据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司法主体、组织等不同主体为起点，通过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的融合、线上数据与线下数据的融合、文本数据与结构化数据的融合，寻找办案之间、办案与非办案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通过每一个数据元的激活和释放能力，让司法系统乃至司法系统之外的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自由联想和思维逻辑表达想法，相互启发，以达到新思维的碰撞、创新。
1.司法公开已经从司法信息公开迭代到司法数据开放阶段
政府信息公开，抑或司法信息公开是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基于当时的窄带网络技术水平，政务公开只能进行政策法规、办事公开等网页式的信息发布，目的是基于互联网的手段将政府的能力边界、办事要求等进行无边界的公开；十年之后，随着宽带技术乃至5G社会的到来，互联网带宽及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政府采集的数据量已经越来越多，而且用户已经不满足于直接看到政府的分析结果，而是希望对政府数据进行创造性的开发，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以裁判文书公开为例，裁判文书从线下公开到网上公开是对原司法公开范围的一次扩大，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商业企业的介入，利用爬虫等技术获取到原始裁判文书数据，进行后台文本结构、加工后，可以针对裁判文书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探索，如针对某一地区某类案件的发案情况、某一地域的法官裁判情况等进行深度解读，可以更方便的了解案件处理趋势和应对策略。但这种文书公开还不能算作数据开放，数据开放更强调的是原始数据、可机读数据的开放。
2.数据开放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
2013年6月份G8峰会召开并签署开放数据宪章，约定了开放数据的5大原则、14个重点开放领域和三项共同行动计划。力图推动政府更好地向公众开放数据，并且挖掘政府拥有的公共数据的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创新，同时也可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其中犯罪与司法犯罪统计、安全作为14个重点开放数据领域之一也被纳入其中，各国均已开始了数据开放的进程。
如美国自2009年设立的data.gov数据公开网，截止目前（2017/6/5）已经公开了193455个数据集，涵盖联邦、各州、市镇、大学、NGO、公司等166个机构、639个主体。以司法部公开的数据情况为例，总计涉及1058个数据集，涉及美国犯罪报告（2014年度）、监狱再犯罪报告、校园性犯罪等，涉及数据从1970’s-2016年。
3.国内政府开放数据的示例
国内出现最早的省级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是2012年先后上线的上海、北京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15年9月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中国将于2018年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门户。2017年5月举行的贵州数博会上，复旦大学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指数《2017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报告》，共评估全国19个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最终，上海以83.4的数据开放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贵阳、青岛、北京、武汉名列前五。以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http://www.datashanghai.gov.cn/）为例，其汇集了经济建设、资源环境、信用服务、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提供机动车驾驶证计分信息、电子警察违法未处理情况信息、交通事故记录等251类数据接口，并提供1978年以来住宅投资和竣工建筑面积 、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学校名录等919个数据产品，以及统计年鉴查询、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工商不良记录、一手房、二手房成交、出租、出售信息查询等60个应用软件以及上海公交、上海空气质量、住房公积金等24个移动app下载链接，最多的数据集获得了4万余次的查看和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