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文章回顾了南京大学的历史发展，从1817年建校至今，经历了多次校名变更和校址迁移，其中包括三江师范学堂、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以及最终的南京大学。文章详细描述了各个时期校长的角色和贡献，如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等，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学校的发展，特别强调了匡亚明校长的贡献和南京大学在恢复高考后对学生的影响。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南京大学的前身与校名变迁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三江师范学堂，自1902年始建于南京，后历经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等校名变更，直至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并沿用至今。
关键观点2: 历任校长的贡献
文章描述了历任校长如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等的角色和贡献，他们推动了学校的发展，如罗家伦强调大学使命，吴有训重视学术研究，匡亚明则重视学术研究、改善办学条件，树立学习标兵等。
关键观点3: 恢复高考后的南京大学
文章强调了恢复高考后南京大学对学生的影响，作为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学之母”，南京大学对1977级学生具有深远的影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正文
“中国现代大学之父”郭秉文。图源：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展览馆官网
在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的发展过程中，郭校长到处延揽名师，比如他任命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陶行知为教务主任，也差点把另一个学弟胡适聘来。
胡适回国后对他致歉：
“如果不是蔡孓民
（元培）
先生和我早已有约在先，我一定会到南高执教。
因为，早已有好些位和我一同留美的同学好友，如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都已经被你们拉到南高师去了。
”在被郭秉文校长拉进南高师的50位留学生中，有一位是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竺可桢博士。
他不仅将南高师的气象学打造成中国最好的专业，而且是东南大学地学系创始人。
他在那里的五年教授生涯中，开设并执教了许多不同学科的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名闻遐迩的地理气象专家。
他也是一个多产的学者，总共发表了42篇科学论文，尤对远东台风研究取得创造性成果。
这个南大地学系的奠基人和中国气象学的一代宗师，后来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
不出几年光景，他治下的这所一开始远逊于东南大学的浙江大学，被英国剑桥大学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1900-1995)
赞为“东方剑桥”。
郭秉文聘任的教授中，今人耳熟能详的还有文科汤用彤、梅光迪、柳诒徵、陈衡哲
（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陈中凡、吴宓、陆志韦，理科任鸿隽、胡刚复、熊庆来、何鲁、叶企孙、杨武之、曾昭抡，教育科陈鹤琴、孟宪承、李叔同，工科茅以升，商科杨杏佛、孙本文、马寅初、潘序伦和农科的秉志、胡先骕。
在郭校长治下，东南大学在江苏这片明清以降中国最肥沃的教育土壤上，其师资力量和院系建设甚至超过了由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在执掌北京大学时，提出“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而郭秉文于东南大学的任上，则提倡“学者治校”“学者不干预政治”“君子不党”的办学原则。
蔡、郭二人办大学的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并且都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被人铭记的教育家。
在管理大学上，郭校长坚持了“四平衡”：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以及国内和国际的平衡。
曾有人总结郭秉文校长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
”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平能和，和乃独进。
”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办教育谈何容易，1924年秋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是奉系大胜，段祺瑞出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郭秉文被段氏政府认为是直系同党，第二年元月被罢免校长之职，由江苏无锡有名的胡氏三兄弟中的大哥、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继任。
全校师生坚决反对，通过决议抗议教育部随意任命。
胡敦复开始也表示不就，但在3月9日，他突然来校就职，却被闻讯而来的学生逼其离校，史称“三·九事件”。
可是部分学生的过火行为激怒了官方，两日之后校董会被教育部训令取消。
一时间，全校师生分成两派，互相攻击，这导致学生无心求学，教授赋闲在家，甚至另觅去路。
扬名天下的国立东南大学就这样开始一蹶不振。
这场易长风潮历时数月，不同人物依次登场、下台，临时校长、代理校长、兼任校长，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无济于事。
著名教授纷纷离校他去，比如心理学博士陆志韦去了燕京大学，化学教授王进去了浙江大学，生物学博士秉志去了厦门大学。
尤其是数学家熊庆来去了清华大学，十年后成了青年华罗庚的伯乐。
如果不是当局随意撤职校长，或许熊教授几年之后会在中央大学数学系，读到华罗庚那篇让他发现后者天才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出身江苏金坛的华罗庚就有可能从中央大学走向世界数学的舞台。
后来的一些大学校长，比如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都出自东南大学。
难怪80年代的南京工学院改名时非要改成东南大学不可，因为这个名字历史上太响亮了。
当时，清华大学刚由清华学校改名而来，资金雄厚，正是招兵买马的好机会，东南大学的一场混乱给他们送去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5系的系主任。
因此，南京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就可谓中国的“大学之母”。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打下南京，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作为东南第一学府，作为新首都的最高学校，东南大学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
最初来到的并不是让东南大学学生欢欣鼓舞的好消息。
中央政府决定，将东南大学与同在江苏境内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8所学校合并，组建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第一中山大学就是为纪念出生在广东的孙中山而由广东大学易名的中山大学，位于广州市；
第二中山大学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
第三中山大学是浙江大学。
这种排序完全按北伐军北伐进军的先后路线而定。
南京因是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故有“第四”之称。
但它隶属中央政府，故在校名前加了响当当的“国立”二字。
日内瓦大学的化学博士、年仅35岁的张乃燕被任命为校长。
他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
中国大学90年代开始兴起的合并之风，在70年前就有了预演。
第四中山大学的校名是短命的。
第二年春节前后，按照国民政府《大学区条例》中有关“各省大学依据地名名之”的规定，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
但是，不仅“第四”这个序数词听上去“排名”不高，“江苏”这个地名更让校园上下“不胜骇异”。
国立大学的“江苏”校名怎么听上去好像是一所地方性大学，与首都身份极不相称。
继1920年首次有人提议南京大学校名后，永久性“国立南京大学”校名建议又一次浮出水面。
理由是国外许多著名百年学府，都是以京都命名的“首都大学”，如日本东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
可惜美国的“首都大学”虽在首都，却不甚有名，而且是私立的，否则乔治·华盛顿大学也会拿出示范了。
提出“南京大学”校名的人列出无数理由，包括可与北京大学遥遥并峙，南北二校代表中国之最高学府，但都无济于事，到了2月23日，学校依令正式改名为江苏大学。
然而，“柳暗花明又一村”，“江苏大学”成了南京大学史上时存最短的校名，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重新审议校名，终于将江苏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都大学。
这一校名在民国时代，再也没有变过，延时超过20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张乃燕出任校长一职的时间，正好经历学校三改其名，但易名到中央大学时，朝野内外认为他的名望、资历等均不足以膺此职务，张本人亦提出辞呈。
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决定任命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吴坚辞不就，因此张校长一直干到1930年10月辞职为止。
这时，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对首都大学的领导，派了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接任他的位置。
朱家骅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1922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后，他当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大概他的德文也够好，居然同时兼任德文组主任。
在这段时期，他是进步的，曾率领学生上街反帝大游行。
1927年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任，第二年参与创办中央研究院，第三年挤进了最高领导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朱氏执掌中央大学对学校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他和国民党中央领导人蒋介石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经费大涨、聘人无数。
如今的东南大学占据了中央大学的当年校址。
校园里最有名最具特色的建筑是大礼堂。
这不光是朱家骅校长任内时的杰作，而且其诞生史颇为有趣。
这座设计独特、造型壮观有2700余座位的大礼堂，是他说服了要开全国国民会议的蒋介石，将会议场所放在中央大学校园而建成的。
他下台后的1932年11月，这个大礼堂落成，一次性成了国民大会会议中心，却永久性属于中央大学，并成为民国首都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因而，历史上国立中央大学的大礼堂，充当过国家大会堂的显要角色。
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其他大学的会堂获此殊荣。
可惜从1952年起，作为中央大学的合法继承者，大礼堂再也不属于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了。
但是，朱家骅未能像他的前任郭秉文那样坚持做一个纯粹的教育家。
“九·一八”事变后，他作为政客，自然与政府保持步调一致，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受到中央大学师生的愤怒谴责。
9月28日，中央大学学生怒打外交失败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2月17日又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冲砸《中央日报》社，朱校长引咎辞职，但十天后便当了更大的官——教育部部长。
三
中央大学历史上最好的校长快要就任了，但还要等一等，因为过渡性人物总是要出场的。
新任命的校长桂崇基由于学生反对而辞职，之后的任命落在曾在东南大学任教过的哈佛博士任鸿隽头上，但他大概因为经历过昔日的“易长风潮”，坚辞不就。
到了1932年6月28日，又一名政客、在朱家骅手下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段锡朋被汪精卫挂帅的行政院任命为代理校长。
